转自：天津日报

　　1950年《星报》创刊几个月后，迎来梅兰芳大师到津演出，我作为报纸副主编接到采访大师的任务。记得那是初冬时节的一天，早晨8点钟，我敲开了利顺德大饭店梅兰芳所住房间之门，被他的秘书挡住，说：不凑巧，梅先生现在就要出去拜客，你改天再来吧。紧跟着就听梅兰芳在屋里面说：既然来了，就请进来坐坐吧！于是，我走了进去。

　　只见梅大师手上拿着一顶帽子，身上已经穿上大衣，看来确实是就要出门拜客。但他还是请我坐到沙发上，然后坐到沙发另一边语气温和地问，您有什么吩咐？我说，您在戏剧改革方面一向是推陈出新的能手，据说《四郎探母》里铁镜公主的京白就是您新创作的，结果把铁镜公主这个人物搞活了；据说原来京剧演员演唱的时候使用一把胡琴伴奏，但您在女声独唱中加了把二胡，这就优美很多。所以，我想请您谈谈戏曲改革的意见。梅大师说，这是个大题目，我是有很多想法的，好吧，我们改天再谈。然后他请我一起走出了房门。

　　梅兰芳和我并肩走过甬道去乘电梯，好像熟人似的，他对我说：“《星报》是新中国的新事物，一个以戏曲为主要对象、以戏曲改革为主要话题的报纸，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是期期必看。”然后，他又接着讲：“你们这个报纸引起了戏曲艺人广泛热烈的反响，过去谁给唱戏的办报啊？过去谁给唱戏的做专访啊？你们这工作做得了不起。”从电梯出来，我们并肩走出了利顺德大饭店的正门。那时利顺德大门口停的不是汽车，而是人力三轮车，三轮车夫们一下子围上来兴奋地喊：“梅兰芳！梅兰芳！”他就摘下帽子向着围上来的人们微微鞠躬，微笑着对围上来的三轮车夫们点点头，虽然不吱一声，但这个人非常平易近人。

　　转过身来梅兰芳戴上帽子，我们来到利顺德大饭店的后院，这里停着一辆半新的汽车，他上车了，然后和我说：“你找个时间吧，我详谈细谈。”

　　找个时间？我万万没想到。当天下午，我就找到了时机。当时内蒙古一文工团正在天津演出，听说梅兰芳来天津了，该团成员一致要求见见梅大师，要领略他的风度，听听他说戏。于是，我又一次见到了梅大师。

　　梅兰芳依旧拿着帽子，鞠完躬后说：“我生在京剧世家，但生活非常贫苦，父亲就是唱京戏的，但他没有上过妆，只是在人家宴席旁站着唱戏，结果他没唱出（名堂）来，很年轻就病死了。不久母亲也病故了，我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多亏我的伯母把我拉扯大，但她的生活也不好，从没见她手里拿过银元，只是靠缝缝补补拿个铜元。是伯母把我养大的，后来我也唱戏了，也是站在人家酒席桌前清唱，没有上过舞台，上舞台那是要靠人情面子和上台费用的，我没有。再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教戏的师傅，师傅说，这孩子扮相还不错，就让我唱一段，可我木木呆呆根本就唱不了戏，师傅说，祖师爷没给你吃这碗饭，你还是站着唱戏吧！我慌了好长时间，我怎么木木呆呆？所以我和你们说，第一个是唱戏要有感情，感情来自哪里？来自你的人生抱负，再以后我在这方面确实作出了成绩，无外乎勤学苦练。后来我在上海唱红了，原来是王凤卿王老师挑大梁，我是挂二牌，但他为了提携新人，居然让我挑大梁唱了几出戏，这一下子我走红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人帮人是最重要的。现在你们的处境比我那时好多了，可以很好地学习，要学会动感情，唱戏是要动感情的，我唱戏有时候就忍不住下台后痛哭，《霸王别姬》我哭过，《宝莲灯》我哭过，只有哭了、掉泪了，我才感觉这场戏演得不错。你们要把感情和角色挂在一起，这就是我说给你们的一点，勤学苦练吧！”

　　可这个采访没有涉及戏曲改革，《星报》主编阿英同志说，这个素材太好了，但是这个访问不能写，还是以后再说吧！所以我就没有写。那时我二十多岁，梅大师的平易近人、谦恭态度和名角风采给我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难以忘怀。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已是百岁老人了，能如愿把这个采访补写下来，也是为梅大师留下一点儿可贵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