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安会

几十年前，我曾怀揣一台心爱的“红灯牌”收音机，视若珍宝。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将音量调至最大，以显示自己是潮流人士。

这段回忆，始于1970年的一个温润时节。那年我响应国家号召，以江津朱沱镇的待业青年身份，下乡到了朱沱公社独树大队5队参与集体耕作。为了生活，我日复一日地在田里辛勤劳作。这台收音机，就成了我下乡岁月的忠实伴侣。

我下乡的生产队丘陵起伏，土地贫瘠，交通闭塞，人均土地不足一亩三分，并需按规定缴纳公粮。即便社员们辛勤劳作，年终仍得靠政府的返销粮度日。那时尚未实行计划生育，家家户户人口多，大家都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离开父母来到乡下，让我感到一片茫然。由于生产队尚未建知青房，我便暂时借住队长家中，与他儿子黑牛同住一室。虽然队长一家待我甚好，但我仍感寄人篱下，于是干脆跑回镇上的家中，终日蒙头睡觉。父亲为开导我，将他喜爱的收音机送给我，希望我在乡下多听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多长见识。这台产自上海的“红灯牌”收音机，当时堪称奢侈品，是二哥在上海工作时，花了两月工资买来的，本意是让父亲享用。然而父亲担心我在农村孤独，便将收音机转送给了我，此后我便渐渐在乡里安下心来。

第一天出工，是去稻田薅秧，田里的杂草和稗子多，男人们横站一排，背手而立，边说边笑，用脚将杂草踩入泥中，然后用手拔除稗子。农活不重，倒显悠闲自在。夜晚，我早早躺上床，将收音机音量调至最低，听女播音员讲故事。同住的黑牛睡梦中听到女人说话，惊醒后问我：“哪个女的在和你讲话？”我掀开被子让他看：“这是播音员在讲故事。”那砖头大小的收音机，一闪一闪的亮光伴随着女主持人的声音，让人感觉特别美妙。

渐渐地，我与生产队的人们熟络起来，他们觉得我随和、踏实，于是亲切地称呼我为“罗知青”。后来国家下拨了资金，队长安排人为我建起了三间低矮的土墙茅草房，还开了一扇窗户。尽管如此，屋内仍然昏暗，白天看书也须坐到门口。然而，我总算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

从此，这间草屋每天炊烟袅袅。

那个年代，拥有收音机的下乡青年寥寥无几。这台“红灯牌”不仅体积小巧，音质好，还能收众多电台。平常干农活时我很少听，一怕别人借，二来担心电池用得太快，于是将之藏在枕头下。只有回屋煮饭时，才打开，听听新闻、样板戏或音乐。

一次，一位下乡朋友来家做客，晚上留他住宿，我们听着收音机入睡。夜深人静时，无意间我竟收听到了邓丽君的《甜蜜蜜》，甜美的嗓音很快吸引了朋友，他说想继续听，我自然不好拒绝。然后邓丽君又唱起了《何日君再来》，我情不自禁地赞美起那美妙的嗓音。

不到两天，大队民兵连长和治保主任找上门来，说我们在偷听“靡靡之音”，要我交出收音机。我坦然拿出收音机，打开音量，播放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然后调换频道，传来熟悉的样板剧和激昂的革命歌曲。两位大队干部一无所获，只得无奈离去。不过，为了不给自己带来麻烦，思量再三，我还是将收音机还给了父亲。

时间如白驹过隙。两年后，朱沱公社为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在生产队安装了大喇叭。于是，每天早中晚固定时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和公社的新闻节目，便通过大喇叭传遍千家万户。这些节目，让我打开了一扇窗，也让农民听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

几十年过去，如今回想那些过往，不禁感慨万千……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