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广洪

20世纪70年代初，文化生活单调而枯燥，大足玉龙老街刘大爷的娃娃书摊，像块超强磁铁，吸引着我那稚嫩而又好奇的童心。

娃娃书摊在供销社旁，斜对面是公社卫生院，背靠苍茫的巴岳山。在低矮的穿斗瓦房里，壁头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宣传封面，依顺序编号千余册，屋子四周安放长条矮脚木凳。蓄长胡须的刘大爷坐在破旧油渍的藤椅上，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冬天戴顶黄色军棉帽，烤火的灰笼从不离手，斜眯着眼扫来扫去，生怕图书不翼而飞。

书架上整齐地码放着牛皮纸包裹的图书，有《南征北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岳飞传》《孙悟空大闹天宫》《红色娘子军》《半夜鸡叫》等等，谈情说爱与鬼神方面的几乎为零。那本快翻烂了的《天仙配》也不敢摆在上面，只能偷偷看，若让公社干部发现麻烦就大了。

我对《鸡毛信》颇感兴趣，钦佩海娃机智勇敢，将十万火急的“鸡毛信”藏在羊尾巴里而躲过了敌人搜查。受其启发，我把挑煤炭挣来的1元私房钱藏入枕头，生怕被母亲发现秘密；对《南征北战》张军长的“老兄，快拉我一把，赶快向摩天岭靠拢”的台词倒背如流；有张画有汉奸与姘头的床上戏，那半裸丰满的身子，看得我心跳加快；惊叹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自己竟在梦中腾云驾雾，追杀那吃人不吐骨头的白骨精……

那时的老街人为一日三餐而犯愁，哪有余钱给孩子看娃娃书？殊不知，我看书钱的渠道却多着哩：厚起脸皮找母亲要，母亲总会瞒着哥哥姐姐给我点儿；父亲时常叫我上街打酱油称豆瓣，悄悄抽1分钱出来，再灌点水蒙混过关；最靠谱的是放学后捡废铁与玻璃，卖给废品收购站。

看本薄薄的娃娃书1分钱，厚的要2分钱。刘大爷给顾客定下了损坏书赔钱、不能带出门、不允许互相交换看等规矩。当然，七姑八姨的孩子除外，可以随时免费看个够。1分钱的书不耐看，三下五除二就没了，我着实心痛与不舍，母亲常说的“挣钱如同针挑土，花钱好似水推砂”一点不假。于是，我们就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本来10分钟就能搞定的，偏要磨蹭许久。趁刘大爷打盹之际，瞬间交换着看。几个熟悉的小伙伴各看一本书，有意挨着坐，表面上看似河水不犯井水，实则眼睛早就盯着别人的书了，刘大爷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娃娃书摊的旺季在春节期间，孩子们荷包里有拜年钱了，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恨不得将新书看个底朝天，开学时也好在班里炫耀。初一至元宵，书摊被围得水泄不通，瘦弱的小女孩根本挤不进去。那亮锃锃的镍币装满了铁盒子，煞是眼馋。我想自己哪天要是有这么多钱该多好呀，买几本心仪的娃娃书在家里在学校慢慢看，晚上搂着睡觉，那才过瘾。有年儿童节，大姐夫送《小兵张嘎》给我，让我兴奋了几天几夜，在那缺吃少穿年代的娃娃们，哪怕吃一顿回锅肉、穿一双白球鞋、看一场露天电影，都非常满足。

生意火爆时，刘大爷家里是麻子打哈欠全体动员，家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谨防有人浑水摸鱼。几个胆大的男孩，玩起障眼法，像耍魔术似的，眨眼间就顺手牵羊，气得他吹胡子。久走夜路总要碰到鬼，倒霉蛋总有被抓着的时候，叫家长来领人，那才丢人现眼，在邻里与学校抬不起头，我即便有贼心也无贼胆。

时间如同过滤器，滤掉了诸多琐碎与光阴，但却完整地保留着我看娃娃书的记忆片段，那些书中精彩的故事，无疑启蒙了我对文字的热爱，亦打开了懵懂孩童人生知晓精彩世界的一扇窗。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