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西方情感史学家认为，人类情感的形成与表达不仅具有生物性、主观性，也具有社会性、文化性，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情感史与儿童史有着天然的关联性，对待儿童的情感态度已然成为现代文明演进的重要维度。概括来讲，近代西方社会的儿童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型，一次发生在“漫长的18世纪”，另一次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此告别了传统的消极儿童观，衍生出现代儿童的基本理念。

一

  美国学者劳埃德·德·莫斯通过情感史和人类学的方法证实：儿童的历史是一场噩梦，越往早前回溯，儿童受到的关爱也就越少。中世纪便被认为是一个漠视儿童的时代。从儿童的经历来看，它不仅是“黑暗的”，亦是“无情的”。受传统宗教义理与社会文化的影响，当时的欧洲人秉持一种相对消极的儿童观。法国儿童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认为，此种“无情”体现在没有将童年与成年做出明确区分，儿童在蹒跚学步之后便开始告别童年，转变为与成人一同劳作的“小的大人”。转瞬即逝的儿童期意味着孩子在幼小的年龄便被成人化对待，这一点可从当时表情呆板、服饰单一的儿童肖像画中窥见一斑。

  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原罪说”长期影响着欧洲人的儿童观。这种宗教理论认为，人生来是负罪的，儿童也不例外。孩童因其特有的身心脆弱性和情绪不稳定而被认为容易被诱惑和做出邪恶之事。作为上帝的忠实仆人，家长则需要严加管教，对儿童也要实行“禁欲”，抑制他们欢乐嬉戏的冲动，必要时不惜用恐吓、责罚来摧毁和压制他们的意志。这也为当时普遍存在的体罚和虐待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宗教改革后的加尔文教和清教都继承了“原罪说”，虽然新教开始注重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但严苛的宗教训诫和道德教化依然不少。

  除宗教因素之外，欧洲社会特有的育婴习俗、教养传统等也影响着亲子情感的生成。加拿大历史学家爱德华·肖特和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指出，欧洲人的亲子关系在19世纪之前具有明显的淡漠性，“慈善的母亲可谓是一种现代的发明”。他们认为，用襁褓紧束婴儿、肆意体罚儿童以及随意丢弃死婴的现象都表明，儿童往往被视若小猫小狗一般的存在。在英国，家长为了锻炼孩子的独立性和谋生技能，普遍推行寄养制和学徒制，儿童与家庭之间长期处于疏离状态，难以形成密切的情感纽带，以致一位旅居英国的意大利人发出如此感慨：“英国人的无情在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德国历史学家詹姆斯·舒尔茨指出，在古代到18世纪近两千多年的西方历史文化中，儿童一直被视为“不完美的人”。在这种消极观念的影响下，儿童的成长伴随着对其天性的抑制以及不成熟行为的矫正，因为只有通过严格的规训，他们才能褪去先天的冲动性、依赖性，逐渐成为“完美的成人”。

  实际上，许多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中世纪西方社会对儿童的冷漠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相对含蓄、保守的情感表达。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多子的家庭状况、险恶的生存环境、居高不下的儿童死亡率以及宗教思想的约束，使社会或家庭无法在孩童身上聚焦太多情感和期待。

二

  “漫长的18世纪”是欧洲现代情感意识觉醒的重要时期，启蒙思想家在倡导理性的同时也大力宣扬对他者的同情心、同理心，这对近代西方社会儿童观的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儿童开始从“原罪”状态和淡漠的亲子关系中被解放出来，逐渐具备了“自然人”的属性。

  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否定了“原罪说”，批判了那种认为儿童生性堕落的观点。他在《人类理解论》中坚称，人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形塑思想，儿童的心灵如同一块“白板”，具有后天可塑性。他反对以救赎的名义对儿童施加严苛的体罚与规训，坚信人类的理解力应通过外在经历、环境和教育来塑造。法国思想家卢梭则直接为“罪化”的儿童形象正名。他认为，无需成人的后天干预，儿童生来便是完美的自然造物，具有天然之美、纯真之善，应该尊重孩子自然成长的规律。他在《爱弥儿》中写道：“自然希望孩子们在成人之前，能够充分体验童真童趣。如果我们故意扭曲这个顺序，就会产生早熟或容易腐败的果实。”随着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与传播，关于儿童的美好意念日渐深入人心。颇具代表性的诗人是威廉·布莱克和威廉·华兹华斯，在他们优美的笔触下，儿童纯真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华兹华斯的诗句“儿童乃成人之父”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谚语。它启发人们意识到，童年是成年的重要形塑期，童年的纯真特性，唯有快乐和幸福方可与其匹配，幸福的童年可治愈人的一生。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日益崛起，西方社会普遍出现了新型的核心家庭结构。在这种小规模的家庭中，父亲有着可观的收入，母亲可专职教养子女，孩子们可以享受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亲子之间得以形成更为密切的情感纽带。儿童的养育亦愈加精细化，传统的家政书已经分化出专门的育儿书、教养书。儿童的娱乐活动不仅被宽容以待，而且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各种专属儿童的游戏、玩具、摇篮曲和出版物不断涌现出来。在新出现的风俗画和家族肖像画中，儿童也开始占有一席之地，画面多为孩子与家人玩耍、读书、写生、垂钓、野餐等温馨的日常生活场景，与中世纪僵化刻板的儿童形象形成鲜明对照。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皆为新生的市民社会的产物，体现着自由、平等、博爱的育儿理念。

  经过这场针对儿童的“情感革命”，英国历史学家休·卡宁厄姆认为：“儿童不再是为了赎罪的某种灵魂象征”，而是成为“自然生长的种子”。

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儿童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欧美各国越来越重视树立一种仁慈监护人的形象，广泛干预儿童的福利和教育，以此来强化儿童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英国儿童保护协会的创始人本杰明·沃在当时指出，一个民族的道德感体现于其能够为儿童提供的舒适与安全，“不被尊重的儿童是一个民族的祸端”。在广泛的社会呼吁下，各国政府相继废止了童工制度，出台了儿童保护法案，严禁对儿童的经济剥削、身体虐待和情感漠视。义务教育普及以后，学校逐渐成为西方国家重塑儿童情感与道德的重要场域，开始系统培养其对民族的认同感与对国家的忠诚感。这样，国家对儿童的监护、照管与儿童对国家的认同、忠心逐渐成为不可分割的情感互动过程。

  这一时期，在家庭层面，儿童的重要性逐渐由传统的经济价值或劳动贡献转向其为家人所提供的情感价值。美国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认为，在1870-1930年间的美国社会，儿童的价值经历了重要的文化转型，即从注重养育孩子的经济补偿或回报转向珍视孩子带来的情感交流和生命体验。

  此外，这一时期的“儿童科学研究运动”也影响了西方社会对儿童的认知变化。在这场运动中，大量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儿童情感需求和情感表达的生理机制与心理机制，从科学的角度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儿童的传统观念和成见，为婴儿哺育和儿童成长提供了重要参照。鉴于儿童在心理和情感发展上的递进性，研究者倡导对儿童要秉持自由、包容和善解人意的态度，要进入儿童的内心世界，用儿童适宜接受的方式来对待儿童。

  儿童观的转型影响着童年的社会建构。西方儿童的童年期不再像中世纪那样转瞬即逝，转而成为一个被精心设计、用心呵护和倾心陪伴的历程。不过，此种观念上的转型并非意味着儿童福祉的普遍实现，不同时空境遇中的儿童往往经历着不同的成长困境和社会文化羁绊，即便今天的孩童亦不例外。

  （作者：许志强，系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儿童教管体系研究〔1780-191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