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传统海洋史的发展建立在对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史观的反思基础上。纵观全球海洋史发展脉络，无论是欧美学界的地中海史、大西洋史、太平洋史，还是日本学界的海洋亚洲论，抑或我国的海上交通史、海疆史等，海洋史在其发展之初，都试图突破史学研究中的陆地中心，将海岸作为交流的起点而非文明的终点。在这一前提下，海洋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开放性与交流性的二维空间的延展。航运、贸易、开放、交流这些基于海洋航行的研究自然成为海洋史的主要议题，甚至成为对海洋文明的想象。

  但是，近年来的海洋史研究出现了纵向转向。国际学界越发倾向以作为水体的海洋（ocean）代替作为航行空间的海洋（maritime），重新思考海洋史的研究范畴。这使得海洋史研究越发立体化，从空中、海水到海底的海洋史研究快速发展。从空中的海洋史来看，海洋气象已成为热门议题。曾经布罗代尔将地中海的气候视为相对独立的主体，强调来自两个方向的气流对地中海气候的影响，认为这种稳定的气象结构对地中海文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新的海洋气象史研究则更加关注海洋气象的不稳定性，例如历史时期飓风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人类活动和海洋气象之间的相互影响，海洋气象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结构化的、不变的常量，而是一种不稳定的变量。除了空中的海洋史，海平面以下的纵向联系也日益受到关注。从渔业史到动物史，从水体到海底，海洋中不同动植物、微生物等生命体以及海盐、海底矿物等非生命体也更多进入历史叙述中。海洋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片蓝色区域，而是成为内容丰富的立体空间。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提出潜-海洋史的理论，倡导人们关注海平面以下的历史。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助理教授塔玛拉·费尔南多、挪威历史学家谢尔·埃里克松分别以印度洋、太平洋的生蚝业和采珠业的实证研究，展现了书写潜-海洋史的可能性。2017年，大卫·阿米蒂奇、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艾莉森·巴什福德和斯里兰卡历史学家苏吉特·西瓦迅达拉姆还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个新的关于海洋史的书系，强调作为水体的海洋与作为航运空间的海洋的区别。

  从横向到纵向空间的拓展，使得海洋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丰富多样，呈现出地方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征。研究者们开始更多关注小型海洋空间的深度研究，例如一个小的海湾、一个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一个河口三角洲、一片珊瑚礁，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这种微观研究不同于传统上将一片海作为周边陆地交流的通道，认为海洋有其自身的历史；这种转变也呼应了全球史的微观与地方转向，推动海洋史研究朝着更具深度和批判反思精神的方向发展。

  上述两种海洋史之间除了研究视角、关注重点不同，更深层次的区别是前者主要关注海洋对人类文化交流的意义，后者则将海洋作为一个自然整体来研究。但是，这种将自然与文化对立的研究方法在环境史等领域遭到质疑，因为自然与文化实际上难以区分，海洋具有自然和人文的双重属性。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构建立体化的海洋史研究，倡导传统海洋史与新兴海洋史研究展开对话。立体化的海洋史研究可以帮助整合纵横，书写一段人与自然交融的历史，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海洋空间的立体化。从三维而非二维空间来审视海洋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发掘许多在二维海洋空间中被隐身的人、物、环境。以作物研究为例，传统海洋史侧重以海洋作为媒介产生的物种交流，如“哥伦布大交换”等跨越大洋的陆地动植物交换，立体化的海洋史研究则更加关注海洋作物的历史，即海洋中动植物的交换、移植与驯化过程。其二是跨空间的立体化交流。海洋本身就是一个从大气到海中到海底，密切联系、持续流动、互相关联的整体。海洋的气候变化、海水酸化、种群分布变动、海底生态变迁这些历史变化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需关注海洋立体空间中的互动关系，将研究对象放置在这一更具系统性的视角下来审视。其三是跨学科的立体化交流。构建立体化的海洋史研究，需要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全方位、立体化合作，走出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千禧年伊始已经有历史学者提出这一可能性。2005年在丹麦召开了海洋史领域的国际会议“海洋史：多学科视角下的海洋生物种群史”。会议召集海洋科学与海洋人文学者共聚一堂，讨论全球海洋中生命体的变化过程及其成因。2010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明确提出，科学家与历史学家共同参与的海洋史将成为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海洋史需要纳入宇宙学、地质学、海洋学的知识。2024年4月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历史学系共同举办的“超越平面：立体主义的海洋史研究”学术论坛上，与会者更是明确提出，只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共同助力，共同交织——而非在各自领域平行发展——才能为彼此补充知识盲区，提供新的视角和灵感。

  书写立体化的海洋史，在方法论上需要融合全球史与地方史的研究视角。海洋的高度流动性和跨域性，使其天然地具有全球史的特征。立体化的海洋史强调研究的在地性，即选取纵横坐标上的一个或者多个焦点，通过档案、田野与实验室数据，展开批判的实证研究。通过实证个案研究，以小见大，反思、检验、挑战普世理论。立体化的海洋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兼具全球知识、本地知识与具身认知。研究者需要积极切换视角，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之间探寻新的研究议题。例如，美国历史学家德穆思在《漂浮的海岸》中以鲸鱼的视角展开沉浸式的海洋史书写，通过鲸鱼的具身认知来表达海洋究竟是什么，海洋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史料层面，立体化的海洋史研究要求彻底打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边界，将文本史料、多物种民族志与实验室数据一起作为研究资料。如此一来，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将作为新史料进入海洋史研究的视野。同时，我们也需要海洋自然科学知识的介入，进而帮助我们解读这些新史料。例如，目前可以通过同位素测定来确定鳕鱼在欧洲的贸易路线，通过分子遗传学追踪海带从北海道到中国的移植路径，通过深潜设备开展水下考古找寻中日甲午海战的遗迹。未来，有孔虫测年、气候模拟等手段，帮助我们了解更大时间空间尺度的气候变化，了解星球意义上的海洋气候史。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合研究中，海洋史并不会因自然科学的加入而被消解、被边缘、被弱化，而是将获得更强大的工具、更多样的史料、更新颖的方法。

  构建立体化的海洋史研究，还需要我们确立正确的海洋价值观。2021年，“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年）”启动之时，人类仅完成了对19%海底的地图测绘，对于广袤深海的物种分布、海洋过程等信息仍然一无所知。我们应秉持何种价值观念来探索这一未知的世界呢？需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不断加深对海洋的理解，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推动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者：刘瑞 徐冠勉，分别系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