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万博新经济观察）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总第78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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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宏观经济的韧性和潜力

从4月份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展现出较强的弹性和韧性，许多指标超出市场预期。例如，出口并未出现大幅下滑，反而同比增长8.1%。公共预算财政收入虽未完全转正，但已显著收窄，预计二季度有望实现财政收入的正增长。供给端和需求端也呈现出一定积极基础，这与前期对中国宏观经济全面承压的预期不符。因此，市场对进一步政策放松的预期存在分歧。然而，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梳理当前所面临的冲击，尤其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关键在于厘清关税冲击的本质及其影响程度。尽管中国对美出口下降21%，进口下降13%，但对非美区域的出口却大幅增长。这些变化对5月和6月的经济形势可能产生进一步影响，值得深入评估。评估的重点包括：出口在常态下的变化趋势、中美谈判的最终结果，以及关税谈判后中美博弈可能进入的新阶段。

二、适当宽松的政策近期应尽快落地

从内部来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靠前发力，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落地，这些政策是可以预见的。做好自己的事，最为关键的是稳定国内大循环的基本盘。基本盘的稳定不仅在于扩大消费，更在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因为其对整体宏观稳定具有系统性影响。因此，国务院和中办对近期城市更新改造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组合要求，要求到6月份各项政策全面落地。这些政策涉及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包括老旧城区、老住房、棚户区改造等，已上升到新的阶段。这些政策不仅涉及专项债的使用，更重要的是对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上一轮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以及存量住房的解决主要依靠PSL这一政策性金融工具，涉及金额达数万亿规模。

因此，对下一步的稳定和政策加码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而不能被一些学者的观点所误导，从而忽视政策发力的关键点。从1-4月份的财政支出情况来看，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约4%，政府基金支出同比增长接近20%，从而推动广义财政支出同比增长约7.2%。这一广义财政支出的正增长是积极财政政策落地的重要体现，但财政政策的滞后性通常在半年左右，许多人期望在四、五月份就能看到全面的立竿见影效果是不切实际的。然而，未来的变化是可以预期的。

三、政策选择应该更多关注微观机制

除了宏观政策加力之外，还应将视野转向微观政策，关注市场秩序、竞争秩序和市场结构的调整。当前低价格现象以及CPI、PPI相对较低，并非仅由供给关系引起，也与微观定价体系和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在对1929-1933年大危机的研究中，已体现出若仅关注宏观层面，而忽视市场运行的微观秩序和定价模式，难以找到综合治理的策略。当年“罗斯福新政”便专门关注市场结构，出台了《工业复兴法案》。因此，近期也应关注对内卷式竞争、非规范性执法以及平台低价现象的整顿和治理，使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带来的红利能够在微观财务上得到体现。这是微观政策配合宏观政策的重要思路转变。

另一个重要的思路转变是，须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理解政策出台的顺序与力度。扩大内需是一项战略，它不仅包含短期的内需刺激，更多地源于对结构性问题的调整，而非简单地就消费谈消费。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当前扩消费政策和战略在中期定位上的政策效应过低，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需要从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向中期结构调整和战略实施的维度转变，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当前经济弹性和韧性基础上的政策选择，以及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的协调、短期政策与中期结构调整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有保有压、长短结合，顺利渡过当前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