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四红《四川越西尔苏语》。

　　黄阳《四川雅江扎坝语》。

　　黄阳（右）与“母语老师”合影。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世界上有这样一些语言，它们的使用人口不足万人、千人甚至百人。在全球范围内，语言濒危现象正日趋普遍和严重，语言保护也已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日前，《中国濒危语言志》第二辑（20册）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其中汉语方言卷和少数民族语言卷各10册。四川雅江扎坝语、四川越西尔苏语、云南拉祜语苦聪话、西藏墨脱仓洛语、西藏墨脱门巴语、海南保亭黎语……该套丛书按照统一规范，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系统调查，详尽记录有关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各种口头语料。　　“中国是一个语言资源大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逐渐衰亡、传统语言文化快速流失的问题。”《中国濒危语言志》总主编、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曹志耘说，作为语言学工作者，绝不应该坐观潮起潮落。　　研究、保护濒危语言，语言学者如何具体参与？有何独到的门径？价值意义又在何处？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四川越西尔苏语》作者、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四红，以及《四川雅江扎坝语》作者、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黄阳。如何甄选调查点？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其语言活力可能就越强　　张四红和尔苏语的接触，可以追溯到2010年6月。当时，他获得跟随两位澳大利亚语言学家攻读人类语言学博士学位的机会。张四红希望从事中国境内语言的研究，两人对研究对象提出一条标准：前期研究甚少且正在鲜活使用着的语言。　　“后来才发现，这一标准看似简单，却不容易达到。”张四红说，中国境内的很多语言要么前期研究文献甚多，要么处于高度濒危状态乃至不再使用。困惑之下，他给著名语言学家孙宏开写了封邮件，后者推荐了几种语言，其中就包括尔苏语。　　孙宏开很早就开始呼吁并参与濒危语言抢救。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在调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就一直致力于保存和保护中国境内各种濒危语言；新世纪以来，孙宏开两度受邀参加全球濒危语言专家会议，并建议制订《保护濒危语言公约》。　　巧合的是，黄阳和扎坝语结缘，也与这位前辈有关。　　2016年，孙宏开到西南交通大学讲学，分享从事羌语支研究的心得体会，引起了黄阳的兴趣。“我读硕士的时候研究壮语，读博士研究壮语和粤语的语言接触，但是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四川西部的语言形态更加丰富，语音结构也更复杂，尤其是复辅音很多。”黄阳和孙宏开交流了一番，孙先生也鼓励他扎根四川，多做一些本土语言研究。　　这时，恰逢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正在火热开展，黄阳不久后接到孙宏开的电话，欣然同意对扎坝语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　　当时，扎坝语已经属于一种濒危语言，使用人口不足一万，主要分布在甘孜州雅江、道孚两地。“对于扎坝语的语言特征和具体使用情况，目前还很难找到运用现代化的摄录手段对扎坝语的语料进行摄录、入库，借助当代语言学理论框架对其整体面貌进行描写，采用专业方法对扎坝语长篇语料和自然话语语料进行标注的研究。”黄阳说。　　张四红听从孙宏开的建议选择尔苏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据孙宏开介绍，尔苏语的使用人口虽然只有两万多人，却散居于川西南的大渡河、安宁河、雅砻江三江流域的高山峡谷之中，主要分布在凉山州甘洛县、越西县和雅安市石棉县、汉源县。张四红的导师认为，越是相对封闭、条件艰苦的地方，其语言活力可能就越强，语言可能就保护得越好，也可能更容易关注到前期研究未发现的语言现象。　　因此，确定将尔苏语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后，张四红一边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学习语言学理论和调查方法，一边通过网络了解当地文化以及尔苏语前期研究文献。他还结识了西昌学院王德和研究员，在后者的帮助下甄选调查点，寻找联络人。如何开展研究？通过“沉浸式田野调查”，窥探濒危语言的本质　　面对一种完全陌生的、使用人数极其有限的语言，如何开展研究？“最重要的是一个或者一群帮手，就是‘母语老师’。他们不光是发音人，我们所有的语言信息，以及相应的语言环境、文化习俗，都是‘母语老师’告诉我们的。”黄阳说。　　通过西南民族大学朋友介绍，黄阳结识了雅江的扎坝语“母语老师”张四清。2016年7月，他和几个学生将张四清请到康定，根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和“中国濒危语言志”项目要求，对相关词汇、句子和长篇语料进行录音、摄像采集。　　“大家相互磨合，住了1个月，每星期工作5天。”黄阳说，一开始欠缺经验，对相关技术设备掌握不足，调查团队摄录的很多内容都未达标，以至于每晚都拖着张四清补录音频和视频资料。　　张四红开始也选择住在凉山州越西县城，两名经历丰富、语言能力较强的母语老师配合他的工作。不过，虽然他们的尔苏语非常地道，提供长篇语料的能力却非常欠缺，基本需要自己提前温习，第二天才能流利地说出一段故事或传说，而且经常出现卡壳的情况。更让他们烦恼的是，尽管他们特别尽力，但一段时间后就再也无法提供语料了。　　几经考虑，张四红决定改变调查方式。他的两位澳大利亚导师都是坚定的“沉浸式田野调查”倡导者，不做任何预设，请发音人直接用母语提供语料并进行录音。这要求调查者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工作、娱乐，观察后者如何使用母语，进而逐渐能说一些对方的语言。“这一方面会使母语人自豪，另一方面，他们也会纠正你的说法，你因此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从而了解你所调查的语言的本质。”　　两周之后，张四红收拾行李，翻山越岭来到越西县保安藏族乡的拉吉沽，在村民家中住了下来。“第一个月，我决定放空自己，除了和当地村民一起聊聊天，看他们喝喝酒、抽抽烟，用我完全不懂的尔苏语相互之间神侃之外，什么都不做。”　　这一做法逐渐显现效果。张四红和村民们越来越熟，后来每当他加入人群，他们就自然地相互诱导对方说各种故事、传说、经历，甚至探讨语言的应用问题。村民们由一开始羞于提供语料，逐渐变成踊跃提供，甚至进行说长篇语料的“比赛”。　　黄阳也很快体会到“沉浸式田野调查”的便利。2016年底，他带领学生来到雅江县，住进了张四清所在的村子。“村子很小，我们才去了一个小时，所有人都知道了。”黄阳说，跟这些“母语老师”合作，最重要的是事先借助社会语言学调查，了解对方的文化习俗，取得信任，而不仅仅是通过支付酬劳建立工作关系，“比如我们的词表涉及家庭结构，必须经过对方同意才能问。”研究的意义何在？坚守“冷门”，展现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软实力　　从2016年夏天到2019年底，黄阳一共进行了5次扎坝语田野调查。3年多时间里，遭遇了高反、严寒、积雪等诸多挑战。　　长期驻扎在调查点，生活习惯也需要重新适应。黄阳第一次在雅江做调查时，藏族老乡搬来一条牦牛腿，递过一把刀请他生吃。“这是很高规格的待遇，我也不好意思不吃，就问能不能切下来烤一下。他们笑着说可以，还给我拿了一点盐。”　　张四红找到田野调查的“感觉”后，沉浸于各种语言现象的分析、归纳和总结中，以至于在拉吉沽住了将近9个月却浑然不觉。他后来回到澳大利亚，分析疑难语料并撰写博士论文初稿，2012年又到拉吉沽住了5个月，核实论文内容并补充语料，同时根据自己对语法结构的了解，按照自己对语言规律的推理，尝试用尔苏语与当地人交流。　　张四红发现，到了第二次田野调查后期，自己对尔苏语的了解已经非常深入，“虽然不怎么会说，但对它的概括、总结、提炼远远超过非语言学专业人士。”　　取得这样的成果，离不开客观条件的支撑。孙宏开那一代语言学家，大都只能依靠多年的经验去调查、记录，写一大堆小纸片，尤其听音、辨音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客观准确。今天，得益于录音技术设备的进步，濒危语言调查更加便利，语音材料、视频材料、音标以及对应的汉语、英语翻译，可以一并录入数据库，供更多学者分析、研究。　　不过，正如濒危语言这个概念字面所示，其研究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属“冷门”。据黄阳统计，目前全世界主攻扎坝语的学者，除了自己，只有日本东京大学的白井聪子；他关注的另一种濒危语言木雅语，在全球范围内也只有寥寥数名研究者。　　在此背景下，对濒危语言的记录、整理、研究、保护更显紧迫。在张四红看来，语言嵌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一种语言消失了，相应人群的历史、文化甚至记忆、身份都会受到威胁，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濒危语言，或者至少把它记录下来。　　黄阳则认为，我国拥有众多民族，对濒危语言的保护就是对文化的保护，能真正体现文化多样性，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川西地区的语言、文化、建筑、民俗等，西方学者一直把它们看成‘香饽饽’，上百年前就开始做田野调查，写了很多专著，研究话语权也一直在他们手中。”近年来，一些受过语言学前沿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并投身于相关研究，“很多国际学术会议，现在都有中国人的声音，这就是影响力。”　　为此，张四红和黄阳持续在濒危语言调查、保护和研究领域耕耘，并将学术视野和工作范围进行了拓展。在研究尔苏语的同时，张四红成功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核心区尼泊尔境内藏缅语的深度调查和类型学研究”。　　黄阳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木雅语西部方言语法研究”，在康定沙德镇及周边地区持续进行木雅语田野调查，出版了《沙德木雅语参考语法》等著作；依托国家近些年对冷门绝学研究的大力支持，黄阳又于2023年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项目《木雅藏族口述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典藏研究》。　　而在人工智能持续发展的当下，加强濒危语言研究，可能还具有跨学科意义。　　“人工智能需要‘投喂’，汉语和英语处理量大，就是因为数据‘投喂’得多。”黄阳举例道，西南交通大学参与了川藏铁路建设相关工作，在学校人文学院赵静教授的带领下，项目团队依托跨学科研究优势，目前正着力打造“西南交大交通语言智能计算研究团队”，为“交通领域语料库研发”“川藏铁路沿线语言文化资源数字化工程”“交通领域语情监测与治理”等实践研究助力，服务川西地区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以及川藏铁路建设中的一线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