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黄家花园最早建于清末，最初为私人所有。后来历经变迁，这一概念已从特指花园的专属名词变为了指代附近一片区域的笼统称谓。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以及交通便利，这片地方商铺、住宅林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都是人流如织的地方，包括商业、教育和医疗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都非常充分。除了这些能看到的市井繁华，这里还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多位作家都曾经居住于此，并在这里写作或者凭借在此的生活经验进行写作。

　　首先要说到的是作家梁斌，机缘巧合把家安在了黄家花园这片区域，梁斌对这里非常满意，因为这里能够同时兼顾文学创作和休养身体。他在《白杨之歌》一文中难掩畅快欢愉，写道：“我自从搬进这几间房子，也颇适意，好处是清静，无论黑天白日，皆无车马之声。原因是这‘永康里’出口是一条偏僻的小马路，叫南海路。这南海路，不用说外地人，连天津人都不知道它，恬淡幽静，甚适人意。”梁斌就在这种“大隐隐于市”的状态下，修改、创作了很多重要的篇章。曾经在北京居住过的梁斌来到天津后，感慨当时天津的公园建设不如北京，但是对黄家花园附近公园的公共设施则流露出赞许之意。虽然黄家花园已经不是原本的模样，但这一带的复兴公园、土山公园都让他流连忘返。他满怀深情地看着天津的市民在公园里健身、休闲、娱乐，细致地描绘来到此地的老人儿童以及学英语的年轻人的动作和神态，甚至写下了对公园管理的建议、思考。这些周边的邻居，对梁斌也是亲近如同家人一般，还会未经预约突然到访，梁斌则热情招呼他们到家中做客。这种邻里关系，放在当下商业小区的居住视角来看，实在太令人羡慕了。除了普通访客，这里也少不了梁斌在文联作协系统的老友，专门赶来与他讨论书稿，或者畅聊文学。

　　有时候历史的机缘会让后来人感叹妙不可言，进入“新时期”后，梁斌同辛一夫、冯骥才一起办过一场书画展。与梁斌一样热爱文学和书画的冯骥才，在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坎坷后，在70年代的“门槛”前看到了生活的曙光。经过多次搬家，他们一家来到了思治里，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四年。他在回忆中这样描述这里的环境：“思治里是一条很深的胡同，两边两排连体楼，我住在右边一座连体楼的第七座，由于下边有一层地下室，我所住的三楼实际上是四楼，上边再无人家，只有天空、云彩和飞鸟……后胡同僻静人稀，鲜有小贩进来。下雨时，楼顶上的雨水通过墙面上歪歪斜斜黑色的铅管泄下去，使胡同总带着湿漉漉的气息……”经历过特殊年代的冯骥才，特别珍惜建筑本身给他带来的心理上的稳定和安全感：“我们新居的房子很厚重，高耸的瓦顶，宽阔的屋檐，粗壮的楼梯栏杆，让人住在里面感到牢固稳妥。只是后来才知道它外强中干，甚至险些使我丧命，这是后话了。”冯骥才说的“后话”是指唐山大地震中住房的坍塌，并因此住了一段时期的简易安置棚户。无论如何，思治里见证了冯骥才文学的起步，在这里他写出了《义和拳》《铺花的歧路》《啊！》《神灯前传》《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作品。一点也不夸张，冯骥才在这个拥挤的空间里思考的事情，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这个时间段的作家奔走于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思想纵横八方，内心却一直没有离开这片他生活的土地。这些美好生活的开启，都源于刚搬入思治里时，夫妻俩对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的积极改造，以及在黄家花园这个商业街区体会到的浓浓的烟火气息，这些烟火气息同时能满足人们当时所需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供给。

　　河北“三驾马车”之一的作家何申曾经在《闲聊老乡肖克凡》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假设，他假设了一个时空场景，就是地震当时，他与冯骥才的住所相距不足五十米，肖克凡则住在五六百米的范围，如果都在家，则方圆之内同时发生着三人的忙乱与慌张。此外，何申居所的前任主人似乎是作家李治邦。距离这里不远的锦州道，是还珠楼主曾经的居住地。这些作家成长经历不同、性格志趣不同、艺术追求不同，代表作品的风格调性不同，但有一些共同点，比如都对在这里的生活经历格外珍视，都对民俗、民间文化和城市文化感兴趣，都细致体察庞大而各异的市民群体，都认真对待每个鲜活生命的尊严，都热衷于描绘出个体旺盛的生命力和周围环境蓬勃热烈的活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能够成为文学的一小方沃土，能够滋养出如此的文学生态，与周围繁盛的市井生活、风俗人情是密不可分的。繁星般散布的这些文学活动与文人生活，是天津历史底蕴和城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