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工作的好友曹钟雄和他的合作者写了一本书《科创与中国:为什么是杭州,如何不仅是杭州》,嘱我写篇“序”,惶恐后还是答应了下来。“杭州六小龙”、深圳的新兴产业头部企业,都是结果。现在要问的是,它们为什么相对集中地出现在杭州和深圳?我当时给出的答案是:“城市因为生成了具有竞争优势的创新和产业生态,就大概率有诞生伟大的科技型企业的现实可能。伟大的科技型企业多从初创企业中来。在从0到1、从1到10的创业创新过程中,它们要经历无数次试错,而且每次试错为对的成功率都极低。在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创新和产业生态中试错,成功率会相对较高。
经济学、管理学从生物科学中借用“生态”“生态系统”的概念,作为研究创新和产业生态的常用术语。我们参照自然生态的概念和原理比照创新与产业生态。一个好的自然生态大致有这些条件:物种的丰富度和生态位多样性;建立在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基础上的生态廊道和动态平衡;能够自我维持并提供必要的功能性生态服务,同时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足够的韧性和多样化,以应对内外部变化的压力。同时,适度的人类干预是必要的。这些条件对创新和产业生态是基本适用的。
类似于自然生态,创新和产业生态的三个基本构件分别是:“物种”,即创业者、企业主和企业家,以及他们创办的企业,其中的行业头部企业是生态的基石;“链”,即一个网链,由创新链、产业链、产品链(配套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等组成,在这些链上都有链主企业,它们和头部企业一样,在生态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养料”,由相关主体——教育与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公共机构等提供人才、资本和服务等。深圳的创新和产业生态在当下中国具有标杆性,其特征是“物种”多样且强大,“网链”完整且坚韧,“养料”充分且健康。特别是市场主导+政府服务的制度特征,堪称典范。杭州作为后来者,在创新和产业生态孕育科技型企业方面,也日益表现出独特的优势。
现在,我利用曹钟雄给的机会再补充一下答案。两位硅谷的投资人维克多·W.黄和格雷格·霍洛维茨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跨学科研究,撰著了《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他们在书中写道:“在生态系统中,无论在热带雨林还是在海洋,基石物种一般都扮演着中央支持枢纽的角色。它们和生态系统中其他的部分会产生非常有价值的互动,它们的存在对整个系统有着远超自身物种比例的作用。如果失去了基石物种,那么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就会开始崩溃,其他许多共生的物种就会消失。”在创新的热带雨林,即创新和产业生态中,基石物种同样也是关键的。这里的基石物种就是企业家,包括实业型企业家和投资型企业家。
在创新和产业生态中,企业家来自做初创企业且完成从0到1的创业者。尽管能够完成从0到1的创业者并不多,但他们并非都是企业家。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另一位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他们关于企业家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鲍莫尔看来,企业家就是那些能够敏锐洞察机会且主动从事某项经济活动以增加自身财富、权力或声望的人。他认为,把企业进一步分为两类不无裨益。第一类包括可复制的,或者从事同现有企业极其相似或相同活动的所有企业。新开设一家鞋子专卖店是创建这类可复制的企业极好的例子。第二类是创新型企业家创办的企业,要么提供新产品或采用新生产工艺,要么进入新市场或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张维迎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企业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套利型企业家,另一类叫创新型企业家。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0多年前,企业家主要还是以套利型为主。鲍莫尔、张维迎所指的第一类企业家实际上是企业主或商人。作为创新和产业生态中基石人物的企业家是创新型企业家。
维克多·W.黄和格雷格·霍洛维茨在《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中进一步阐述道:“人类热带雨林的基石人物该如何定义呢?多年来,我们观察到某些人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中发挥的特定作用,对企业创新至关重要。这类互动可以降低热带雨林中商务活动的成本,加快整个系统互动的进程,让有想法的人、有特殊才能的人和资本更容易结合在一起,共同协作。”他们认为,成为热带雨林中基石人物的三个重要特质,是整合力、影响力和冲击力。基石人物可以创造价值的原因是他们是社会信任的中介,特别是在现在信任缺失的时代,基石人物更有价值。
尽管创新型企业家对创新和产业生态如此重要,但我们并不能在人群中直接识别他们,也不可能像培养工程师、科学家那样,在大学里直接培养他们。创新型企业家是在热带雨林中通过无数次试错,并在关键性试错中取得较高“为对”概率的小众群体。这样,条件就归结为两个:其一,更多的“梁文峰”且有创业意愿;其二,“梁文峰”们有更好的试错环境,即创新和产业生态。
在现今的中国,杭州和深圳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城市。如果要“不仅是杭州”,就要培养更多的“梁文峰”,同时缔造更好的创新和产业生态。让创业者、企业家和创新生态互动协同,造就伟大的科技型企业。这就是答案。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原执行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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