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治史心语】

  民间历史文献，是指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族谱、碑刻、契约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账簿、书信、日记等。民间历史文献反映了民间的实际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自明清以来，东南亚华人社会持续发展，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历史文献资料。系统收集和整理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推动其进一步研究、利用、交流，有助于深化海外华侨华人史研究，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文化和精神助力。

  东南亚各地现存的华人历史文献，绝大多数是写本文献，也有少数出版品和音像资料，主要类型包括碑刻铭文、谱牒文献、商业簿记、会议记录、纪念特刊、仪式文献、说唱文献、书信、日记等，反映了海外华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字传统。现存的早期东南亚华人文献，主要是碑刻和铭文。在东南亚各地，通常都有华人义山，保存了历代先人的墓碑、捐款碑和纪念碑等，为研究移民史和文化史提供了可靠资料。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庙宇、同乡会、宗亲会通常也有历代遗留的碑记和对联、匾额等，记录了海外华人社团的发展历程。

  东南亚历史上的华人社团，大多是自治性的民间组织，其所保存的丰富历史档案，内容涉及各种规章制度、会议记录、往来书信、诉讼文书、产业账簿等。其中著名的如巴达维亚华人公馆档案，形成年代跨越17世纪至20世纪，总数多达数百万件。马六甲青云亭、三宝垄华人公馆等历史悠久的华人自治组织，同样保存了历代遗留的历史档案，但至今尚未得到系统收集与整理。至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庙宇、会馆、公所，乃至星罗棋布的华人义山、华文学校、善堂等，通常都有各自的历史档案，其总数难以计量。东南亚历史上的华人企业，大多保存了历代遗留的财务档案，在华人企业解体或转型之后，相关档案可能已经散失，但在一些百年老店和企业家后人家中，至今仍可找到传世久远的企业档案。如新加坡邱氏族人保存的益昌公司账簿可以追溯至19世纪，其内容涉及槟城、仰光、新加坡等地的商业网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东南亚华人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传统，源自福建、广东等地的侨乡，其宗教典籍和仪式文献大多传承自华南原乡。同时，海外华人教派和宗教社团为了适应当地环境，创造了各种新型的宗教文献。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的潮州德教会，制作了大量乩文集，为研究海外华人文化史提供了宝贵资料。新加坡兴化人庙宇使用的仪式文本，大多是从原有的道教科仪书改编的。此外，在东南亚华人的宗教仪式活动中，通常都会形成疏文、榜文等仪式文献，反映了华人宗教仪式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说唱文献，主要来自华南侨乡，如闽南歌册、潮州歌册、木鱼诗、咸水歌，以及各种地方戏的剧本、曲谱等。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环境，这些说唱文献可能经历了改编过程。如新加坡现存的莆仙戏剧本，大多是用于木偶戏演出的折子戏。这主要是因为当地难以组织大型的戏剧表演，而以演出木偶戏为主。

  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还保存了世代相传的谱牒、契约、家书、日记、图片等文献资料。这些历史文献大多散存于私人家中，收集难度较大，需要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深入挖掘。有些私人文献已流入文物市场，或进入公藏机构，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收集和整理。近几十年，随着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开展，国际学术界开始广泛收集整理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目前已经出版的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主要集中于华人碑铭、公馆档案、契约文书、谱牒资料等领域。

  1970年，饶宗颐编辑《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开创了东南亚华文碑铭收集与整理的先河。此后，陆续出版了陈荆和、陈育崧合编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与陈铁凡、萧国健、苏尔梦、刘丽芳等合编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泰国华文铭刻汇编》，以及庄钦永编纂的《新加坡华文铭刻集录（初编）》《〈新加坡华文铭刻集录〉校雠记》《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等。近年来，丁荷生（Kenneth Dean）与许源泰合作，开展新加坡现存华人碑铭普查，发现了许多新的资料，出版了《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开展现存华人墓碑的收集与整理，相继出版了黄文斌主编的《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古燕秋主编的《死生契阔——吉隆坡广东义山墓碑与图片辑要》。在此基础上，新加坡、马来西亚有学者建设了碑铭文献数据库，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便利的资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厦门大学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共同整理、出版巴达维亚华人公馆档案。这批档案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通知簿》《公案簿》《户口簿》《清册簿》《婚姻簿》《冢地簿》《金德院簿》《寺庙簿》《文化教育簿》等，为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至海峡殖民地时期的爪哇华人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目前已出版《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公案簿》共15辑。类似的档案文献汇编还有近年出版的《呷国青云亭条规簿》和《庆德会公议部》。

  东南亚华人的契约文书很早就引起了关注。1894年，英属海峡殖民地政府编纂了《三州府文件修集》，作为培训公务员的教材。此书分为七卷，共收录383篇文书，主要内容包括禀帖、告示、书信、遗嘱、誓词、章程、条规、合同、借据、序文、咨文、照会等不同文类，大多是实际应用文本。柯木林、廖文辉摘录其中162篇文书，出版了《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蔡志祥整理、出版的《乾泰隆商业文书》，也涉及泰国、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家族企业，共辑录记账记录、商业契据、收费记录等848件。

  东南亚华人社团编印的纪念特刊，通常都收录了各自的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人物传记、规章制度、组织机构、经费来源、产业经营等。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大学图书馆都收藏了许多华人社团赠送的出版物。近年成立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华人文献研究中心，征集、收藏了东南亚各地的纪念特刊和征信录，总数已达六千种，为研究海外华人历史文化奠定了资料基础。

  近年来，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研究成果迭出，形成了若干新的研究方向。例如，黄海德主持的“东南亚华文宗教碑铭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陈景熙主持的“马来西亚槟城华人义山碑铭整理与研究”，张禹东主持的“海外华人宗教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等，主要关注东南亚华人的宗教仪式传统，拓展了中国宗教史的研究领域。笔者主持的“沙捞越华人文献整理与研究”，陈博翼主持的“三宝垄和井里汶编年史译注研究”，则从区域国别史的研究视角揭示了华人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

  东南亚各地现存的华人历史文献，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海外华侨、华人历史和区域国别史的资料宝库。为了充分利用这一资料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展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的系统收集、整理与研究。首先，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形式多样，保存状态较为分散，难以一窥全豹。因此，有必要开展较为系统的普查计划，全面了解各地现存华人历史文献的保存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类和著录，尽可能建立跨区域的数据库和联合目录。其次，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的文本形态，大多源自中国，但在海外流传与使用过程中，也会经历改编、增补与再造过程。因此，研究现存的华人历史文献，应置于长时段历史视野之中，考察其文本传统与版本源流，揭示其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传承与创新机制。再次，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记录的典章名物与人名、地名，有不少使用来自华南各地的方言读音。因此，在整理、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必须运用音韵、训诂等考证方法，尽可能揭示其本义，并逐步建立常见用语的多语种对照表。最后，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字资料，研究者应当力求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地思考东南亚华人的生存状态，才能更好地探讨华人历史文献的形成机制、使用方式与社会功能，深入揭示其历史与文化内涵。

（作者：郑 莉，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