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期间,由泰安文旅集团打造的《中华泰山·封禅大典》2025升级改造版迎来首演。作为泰山封禅文化的“活化”体验项目,以“全景展现五千年泰山文化”为核心理念,将单一的帝王封禅主题拓展为百姓祈福、诗人唱颂等多维度文化表达,串联起“文化起源、秦王封禅、万国朝宗、诗圣望岳、苍生祈福”五大篇章,堪称泰山文化千年脉络的震撼演绎和视觉冲击。那么,历史上的封禅大典究竟是怎么回事?

　　□孙晓明　孙辰龙

何来帝王封禅

　　泰山文化学者周郢教授考证,封禅说源自“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这是《史记·封禅书》开篇对封禅大典的解读。按照史官的解释,封禅是融政治与信仰为一体,用以沟通天人对话的国家祭祀大典。所谓封,就是在泰山极顶筑坛以祭天；所谓禅,就是在泰山附近的小山包筑坛以祭地。

　　据古史家的描述,远古时期的泰山,气候温暖,草木繁茂,“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成为先民繁衍生息的一方乐土,在当时拥有先进文化的东夷族便滥觞于斯,并以此为中心逐渐向周遭散射。传说“人文诸祖”,大都与泰山有着密切的联系,岱南的龟山,或即以龟为图腾的黄帝之一部族聚落。又传尧、舜皆曾立都于兹山之下。尧都平阳,一说即今新泰地(新泰古称平阳)；舜都“都君”,一说即今肥城石横。史称夏禹家于“崇山”,生于“石纽”,一说二地即泰山之禹石汶。商之先世,也曾活动于泰山周边,商王汤之十一世祖相土,建东都于泰山下。

　　周成王在泰山立明堂以朝诸侯。古部落的发祥圣火与古帝王的柴望禋烟,使泰山在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形成过程中独树一帜。关于泰山的崇拜,也在那时悄然萌生。东夷人肇兴于山东半岛,自认为泰山处天地之正中,于群山为最大,集天下之至美。泰山最早被称为“大山”,又作“太山”,后又作“岱”“泰”,都是东方最大山岳之义。当天地山川之祭日趋发达之时,人们便自然将内心希冀寄托其山,泰山由此以威赫姿态凸现于中华人文始祖。

　　在先民信仰理念中,高山不仅“是中国古代巫师的天梯或天柱”,而且是兴云布雨、造福万民的福瑞之区。《公羊传》称:“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古部族求雨之俗初虽遍于各山,而最终独祷于岱岳,盖此“雨天下”观念所使然。《史记·封禅书》则曰:“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泰山于此俗中又俨为大地之中心。于是泰山“既‘峻极周已远’,又‘层云郁冥冥’,既有‘集百灵’之‘神房’,又有‘延万鬼’之‘幽途’；既有所谓‘云阙’‘天门’,又被看作‘鬼神之府’；既是‘东方万物始’的新生起点,又是‘人死精魄归’的性命终极；既象征着‘万物始成’的希望,又体现出‘聚敛魂魄’的威力。可能正是因为上造天庭,下临地界,泰山于是具有了交通天、地、人的特殊功用。正是因为如此,泰山成为‘封禅’这一奇异文化表演的特殊舞台”。

秦始皇是封禅第一人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第三年,沿着驰道东巡,登临泰山,将封禅从传说推上了真实的政治舞台。并命丞相李斯书诏镌刻岱顶,以记功德,盛称其“亲巡远黎,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之壮举。自此立石泰山,成为后世帝王封禅的既定程序。

　　那么秦始皇在最终选定封禅地点时,为何舍近求远不取嵩、华而独取泰山呢?正如著名学者徐北文先生在《泰山崇拜与封禅大典》中所说,“秦始皇所以远离自己的首都咸阳,路途遥远到帝国最东处向上天汇报成功,除了迁就他心爱的五德终始说之外,更有更深一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因。这是因为秦国王族与齐地的宗教神祇和神话系统同源于上古飞鸟图腾的氏族部落。据古文献和近代学者考证,秦始皇的远祖是嬴姓氏族……那么,秦始皇的如此热衷于封禅,多次东巡,并死于东方的沙丘,除了政治需要这个重大原因,是否其潜意识中也有如现代人所流行的‘寻根’要求呢”?正由于多种因素,让泰山一举成为大秦封禅之圣山。

汉武帝封禅次数最多

　　秦亡后祭祀制度多有变化,而封禅之礼却因受到儒生的关注,在汉初重现生机。随着西汉的政权巩固与社会稳定,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景帝也曾对封禅之典展开热议,但限于国力及其他因素,文景封禅最终都是议而未行。

　　到武帝朝,西汉建国已有六十余年,文治武功登峰造极。所谓“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于是武帝嗣位之始,“首当及其对于郊祀封禅巡狩种种典礼之兴复”。此时新崛起的儒家学派,正试图通过一系列典礼来确立其主导地位。董仲舒认为受命的帝王理应以封禅泰山而示尊荣,极言“封于泰山,禅于梁父……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贡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庙,端冕盛服而后见先德。恩之报,奉元之应也”。礼官兒宽上书支持封禅:“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辞赋名家司马相如临终前也留下《封禅文》,建议武帝“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一些神仙方士之流也加入这一廷议热潮,扬言“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来鼓动汉武帝。在各方合力吁请之下,汉武帝自行制定礼仪,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实施封禅。自此“凡五年一修封”,前后八次东幸泰山(七次行封),创造了历史上封禅次数最多的纪录。

　　武帝在封禅礼仪中,如定“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建明堂”“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等,皆吸纳了儒生鼓吹的先王古制。而泰山立石上“事天以礼,立身以义”语,则宣示了以儒家思想“定于一尊”之政策。不过武帝内心更沉溺于燕齐方士登山升天之谈,其不仅渴望世间的长寿,也极为矛盾地渴望升天成仙,因之使其封禅大典呈现出一种儒道杂糅的奇特色彩。

　　大凡完成“大一统”的帝王,都想通过封禅这一旷世大典,证明自己受命于天、功显德洽。在西晋、北魏、北齐、隋代朝议中皆屡及封禅,到了唐宋两代更把这一大典重现于岱宗。在后世封禅文告中,大都强调对前代典礼的传承,如唐玄宗《纪泰山铭》称:“自昔王者受命易姓,于是乎启天地,荐成功,序图录,纪氏号。朕统承先王,兹率厥典。”继往开来用以强调封禅对于确认王朝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意义。故从秦汉迄唐宋,泰山的封禅大典已成为“帝国宗教的一部分”。

封禅“光环”何以失色

　　秦皇、汉武开创的泰山封禅大典,至唐宋仍高潮不断,先后有唐高宗、唐玄宗与宋真宗三帝接踵东封。这三次封禅规模之大、排面之盛,皆超秦逾汉。唐乾封元年(666年)高宗封禅,“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

　　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封禅朝觐盛典,“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封禅,亦是“梯航万国,冠带诸酋,四远云来,千里星属”(宋王旦《封祀坛颂》)。“石闾闪烁迎阳洞,玉简光华封禅台”(宋查道《登岱》)。

　　三大盛典,将封禅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但封禅盛典的背后,却能嗅到一些不一样的讯息。首先是封禅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早在南北朝时,南梁大臣许懋上书谏阻梁武帝封禅之议,先认定封禅为“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进而以为“若是圣主,不须封禅；若是凡主,不应封禅”。由此开启了对封禅典礼的抨击。隋代大儒王通更认为“封禅之费(耗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唐代反封禅最力者为柳宗元,其于《贞符》中批判“符命”之说,质疑封禅。宋范祖禹《唐鉴》论云:“终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禅为非。”近人章士钊复大力表彰之。其《柳文指要》上《体要之部》卷一《雅诗歌曲·贞符》论云:“有唐一代,以封禅为非者,止于柳子厚一人,而同时鼓吹封禅,又恰是韩退之,此一比较,何等矜重?宜于大书深刻。”　

　　虽然魏晋以降,奏请封禅声浪始终不绝,但均遭帝王拒绝,即与此质疑之论有关。唐太宗久怀封禅之梦,思想上却受到许懋、王通等人的影响。当贞观初群臣上书请封时,唐太宗亮出鲜明态度:“……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唐太宗最后诏停封禅,虽有政治、军事上的因素,但也与他这一理念不无密切关联。以此足见封禅大典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唐初便已遭受严峻挑战。其次是“符瑞”神话的败露,导致世人对封禅神圣感的破灭。随着武周的覆亡,种种符瑞真相被揭露,封禅之仪的神秘光环随之消减。唐玄宗虽“有意于神仙”,但其惩于武后符瑞祸国,于封禅中一反前君虚妄之举,先出示前代秘而不宣的玉牒文书,以示“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秘请”。告成后所撰《纪泰山铭》中,饱蘸浓墨对秦汉封禅予以诟病:“方士虚诞,儒书龌龊,佚后求仙,诬神检玉。”认为上述荒唐之举,导致“秦灾风雨,汉污编录”。铭末提出“道在观政,名非从欲”,泰山封禅的主旨,至此由原始宗教的神本位,演变为“道在观政”的政本位。这一变化,无疑使封禅所具的神秘性与神圣性大为减弱。

封禅在宋真宗后不了了之

　　宋初在“澶渊之盟”阴影下的真宗封禅,又一反唐玄宗之所为,极力假托天书,渲染符瑞,宣称其“陟介丘,禅社首”,乃“奉符而行事”,欲借“图篆”与“殊祯”,增强泰山的神秘性与其封禅的合理性。但宋真宗这一造假类的“天书封禅运动”,不但未能使泰山神圣性为之增强,而且直接导致封禅之仪被世人唾弃。

　　在宋真宗时代,大臣孙奭便谏言直揭天书虚妄:“天何言哉!岂有书也?”真宗之后,不断有非封禅之论出现。如叶适直言:“封禅最无据。……至秦始封禅,而汉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说,虚引黄帝而推于神仙变诈,是以淫祀黩天也。”胡寅则把封禅与汉代谶纬之妄相联系:“世无达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于无事时肆其侈心,千乘万骑,巡狩费侈,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当代,贻讥后来。”后代史臣更是讥讽宋真宗:“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由于假天书运动的破产,致使自秦开启这一国家大典,至宋终于走向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