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衢州日报

　　陶成涛

　　张慧玲博士的《李杜之争与宋代杜诗地位的浮沉》近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梳理宋代杜诗学的著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汇入了杜诗学的潋滟文波，不同于文献学视野下的杜诗学。

　　杜诗学最早由金代诗人元好问提出。元好问有《杜诗学》一书，惜亡佚于明代。据元好问《杜诗学引》所言，这是一本“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的书。2022年，刘明华教授主编的《杜甫资料汇编》（全十三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延续并发展了元好问的杜诗学方向。2023年11月，由张忠纲先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230万字《杜诗学通史》面世，全书以时间为经、文献为纬，涵盖古今中外，是对《杜甫资料汇编》编年性质的扩充和文献穷尽。以上两种重要著作，更偏向于将杜诗学引入文献学学科和学术史视野，为学界研究杜甫提供了翔实的学术史资料。

　　《杜甫资料汇编》和《杜诗学通史》虽然出版不久，但是其阶段性成果和团队的学术影响力持续了十余年。可以说，学界主流研究领域中的杜诗学，是以文献学学科为依傍，以考辨和探讨杜诗的版本、流传为中心，兼及历代学者对杜诗的接受（学杜）和评价（尊杜）的学术堂奥。

　　2016年出版的魏景波的《宋代杜诗学史》，可以说正是在上述学术风气下形成的对宋代杜诗学的代表性研究专著。魏景波定义的杜诗学，是以杜甫诗歌为核心，通过文献整理、理论阐发、历史接受等多维度研究，揭示其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的系统性学问。

　　与上述杜诗学的关注范畴有较大区别的，首推邹进先的《宋代杜诗学述论》（2016）。邹著更偏向于借鉴西方文化研究方法，建立了对杜诗学更为广角的文化观照。例如书中探讨了“权力话语”视角下杜甫“诗圣”的建构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自我身份认同焦虑”视角下的士人心态与典范选择、宋代杜诗学体现出过度强调伦理教化的偏颇等文化问题。

　　2022年出版的左汉林的《宋代杜诗学研究》，已经开始注意到将杜诗学和文学批评话语进行结合。但是该著着力于探究宋代文人“学杜”以及对“诗史”“句法”等传统诗话中文学批评的剖析，未能与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现代学术话语更好结合。

　　到了张慧玲的《李杜之争与宋代杜诗地位的浮沉》，体现出明显将杜诗学归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意识，并且全书有意识地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叙述视野和研究方法来探究宋代杜诗学。这看似学理上固应如此的研究思路，却是在作为文献学的杜诗学研究视野之外一个相当重要的新开拓。

　　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话语来评价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其核心是对文本的阐释与价值判断。因此，杜诗学显然是应该归属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文献学的学科依傍，不能呈现出杜诗学的全部学术价值。这正是张慧玲此书在前人同题研究中的创新意义。

　　张著首先从“李杜之争”开始论述。“李杜优劣论”是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争论之一。因此，从“李杜优劣”以及杜诗地位的升降来重新审视杜诗文献和杜诗接受史，杜诗学便进入了文学批评史的话语系统。基于此，杜诗学的探讨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更多的共鸣，如“抑杜”可以作为杜诗学探讨的内容（如第一章第二节“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说），再如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诗法”与杜诗的关系不仅仅是接受史的关系，“李杜地位论”在编注家和诗论家阵营的不同体现等。张著还关注到杜诗评点，这正是文学批评史中“评点学”的关注范畴。张著指出：刘辰翁评杜可视为宋末文士力求摆脱文献束缚，以自身情感体验来解读杜诗的一种审美自觉。（343页）

　　在具体杜诗学问题的探讨上，张著也体现出了清晰的文学批评视野。例如杜诗“集大成”之说，张著就指出：“直接提出杜诗‘集大成’说的人，是苏轼和秦观两人。”（158页）并且分析了陈师道记录于《后山诗话》中苏轼与门下文士谈文论艺的即兴意见和秦观向朝廷上策论中的《韩愈论》《陈寔论》，并分析道：“从一般情理推测，应是先有秦观这两篇文章，然后苏门某次聚会时谈起秦观的观点，苏轼表示了认同，并顺势将‘集大成’可概称的对象扩大到颜真卿书法和《左传》。”（159页）从张慧玲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秦观首先提出了杜诗“集大成”说，但是将这一说法首先用于文学批评话语的其实是苏轼，因此才立论“是苏轼和秦观两人”。

　　当然，杜诗学是仰之弥高、包含万类的学术体系，文献学的杜诗学当然是功不可没的基础。但如何在此基础上为杜诗学找到依存度更高的学科归属，张慧玲的《李杜之争与宋代杜诗地位的浮沉》作出了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首次尝试，即以具体的“李杜之争”为研究切入点，完成了将杜诗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化结合。因此，张著也为学界日后杜诗学的更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学理范例，为杜诗学融入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出了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