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棵桑树在我童年里活了十多年光景，后来便枯萎了。父亲将它锯倒，树根烧了柴火，树干做了床板。

初见那桑树时，我不过五六岁的光景。它在院外的果园里，果园是梯田状的，我们站在桑树下，只隔着一道矮矮的土墙，便能望见院里的窑洞和走动的家人。最妙的是桑树那根横枝，斜斜地伸向远方，仿佛在向过往的云朵招手。

春天的桑树最动人。惊蛰过后，光秃的枝丫上便冒出嫩绿的新芽，怯生生地探向天空。待到三四月间，桑树开花，淡黄色的小花藏在叶腋间，不仔细看几乎发现不了。四至六月间，桑树结果，结出青的、红的、紫的桑葚来。这时节，父亲总要在那横枝上为我们绑一架秋千——两根麻绳系于枝头，下端缚一块木板。父亲踩着木梯，将麻绳在横枝上绕了三圈，打个死结，末了还要用力拽几下试试牢度。母亲在下面扶着梯子，嘴里不住地念叨小心。

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轮流坐上去荡着，我排行最末，自然轮在最后，但我玩的时间总是最长。哥哥姐姐们轮番推我，我就像只小鸟似地飞向天空，又落回来，再飞出去。他们的笑声和我的尖叫声混在一处，惊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我是他们最疼爱的小弟，这情分，至今想起，犹觉心头温热。

夏天的桑树是我们的乐园。茂密的树叶织成一把巨大的绿伞，投下的阴凉能盖住半个果园。蝉躲在枝叶间不知疲倦地鸣叫，偶尔有金龟子撞在树叶上，发出“啪”的轻响。大哥总爱背着我去够高处的桑葚，他的后背湿漉漉的。二哥会编些桑叶帽子给我们戴，那叶子过不了半天就会蔫头耷脑。姐姐摘了桑葚舍不得吃，用手帕包着说要留给母亲，结果汁水渗出来，染红了整块手帕。

最难忘的是桑葚熟透的时节。紫黑色的果实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轻轻一碰就会掉落。三哥身手最敏捷，像只猴子似地蹿上树梢，专挑最紫的摘。我们在树下张开衣襟接，接不住的落在地上，溅出紫色的汁液。吃得满嘴乌紫时，姐姐就会用她的花手帕细细地替我擦嘴。她的手帕上永远带着淡淡的皂角香，混着桑葚的甜味，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暖的气息。

秋风起时，桑叶渐渐泛黄。我们喜欢在树下的落叶堆里玩耍，枯叶发出“沙沙”的脆响。有时一阵风吹来，金黄的叶子便纷纷扬扬地落下，像下了一场黄金雨。大哥这时已经很少回家，他在县城的新工作让他脱不开身。偶尔回来，他总爱站在桑树下发呆，手指摩挲着树干上那个已经模糊的刻痕，那是他初恋的名字。

冬天的桑树显得格外孤独。光秃的枝丫指向灰白的天空，像一幅用墨笔勾勒的写意画。下雪时，积雪压在枝条上，偶尔“咔嚓”一声断裂。二哥就是在这样一个雪天，离家去建筑工地的。

桑树一年年长高，我们也一年年长大。大哥进了县城的税务局，二哥去建筑工地做了技术员，三哥毕业后分配工作做了警察。姐姐辍学后嫁给了邻村的姐夫，出嫁那天，她回头看着落泪的爹娘，看了一眼那棵矗立在寒风中的桑树，泪水涟涟地走上了山坡，翻过一道山梁，随着唢呐声远去了。

只剩下我，还时常坐在桑树的秋千上发呆。秋千的木板已经被磨得发亮，麻绳也换了新的。十八岁那年，我穿上橄榄绿军装离开了老家。临行前一天的黄昏，我在桑树下坐了很久，金黄色的落日余晖把树影拉得很长很长。

当兵第二年，我获假回乡。走进果园，却见那桑树已经枯萎，叶子掉光了，枝干干裂，像个垂死的老人，向天空伸出枯瘦的手臂。后来父亲来信说，桑树死了，他把它锯了。父亲将树干做了床板，树根用来烧柴。信上说，锯树那天，母亲偷偷抹了眼泪。

如今大哥的鬓角已染霜白，当年那个青年已经退休，现在走路都有些蹒跚了。二哥的腰背不再挺拔，常年的工地生活让他的腰椎早早地发出了抗议。三哥的眉宇间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只有那双眼睛还像当年爬树时一样炯炯有神。姐姐的眼角爬上了细纹，可一笑起来的模样，还是当年那个用手帕给我擦嘴的小姑娘。

每当我们团聚，说起那棵桑树，说起紫黑的桑葚和吱呀作响的秋千，我们的眼睛总会亮起来，声音不自觉地提高，手脚比画着当年的情景。我们笑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穿着补丁裤子、光着脚丫在树下奔跑的年代。只是那棵见证我们成长的桑树已经不在了，就像我们的童年，永远定格在了泛黄的老照片里。

两年前的国庆节，父亲还兴致勃勃地带我去看老宅果园的梯田上生出的一株桑树苗。他粗糙的手掌轻轻抚过嫩叶，他说，可能是当年落下的种子发的芽。那时父亲的身子骨还算硬朗，谁能想到，就在那个飘雪的冬季，父亲竟像一片枯叶般悄然而逝。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那棵童年的桑树，永远苍翠在我的记忆深处，岁岁年年，生生不息。当有一天我也老去，当我们的故事都被时光模糊，但愿还有那么一棵桑树，在某个童年的院子里，静静地生长，静静地见证，静静地守护着那些永不褪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