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晚报

　　□荆绍福

　　20世纪20年代初期，“质美价廉”的日本及西方机制陶瓷几乎垄断了整个东北市场。1923年春杜重远回国后，面对这种状况，他说：“我此时一方面要想决志创办瓷厂以挽回祖国利权，一方面又觉得日本人经营此业的厉害。但我念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一句老话，我的愿望并不因此消沉。日本人的技术精巧，计划周密，固然不是我们所能一蹴而就，但是我国工价低廉，交易方便，也未尝没胜过日本人之处。我因此便想办瓷厂，我当然先须从自己的学识技术上下功夫。”

　　因此，杜重远一边参与奉天市政公所的筹备工作，一边投入了窑业的创办工作。窑业创始的初衷在于以“振兴东省窑业为宗旨，推动玻璃洋灰诸业”“抵制彼时日货独霸东北市场，也为了适应东北建设与人民日常之需要”。

　　归国即创

　　关于肇新窑业公司创立的时间，杜重远在1931年4月编辑的《辽宁肇新窑业公司一览》画册中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月份，只是说“民国十二年（1923年）归国即组织肇新窑业公司”。

　　那么，杜重远回国在1923年几月份呢？1923年是旅顺、大连租借期满的一年，然而北洋政府不但没有收复旅大之意，反而默许日本企图延展租期为99年的要求。杜重远以“一定要收复旅大”为口号，组织在东京的东北籍留学生举行收复旅顺、大连的示威游行。东北籍的留日学生又推选以杜重远为首的多名代表，组成收复旅顺、大连宣传队准备回国宣传。1923年4月6日《盛京时报》以“留学生行将赴京”为题，报道：“中国留日学生回国者七十余名，来奉谒见各党轴已志昨报，兹据确息该项学生到奉后，即举王德恩（怀德）、杜重远（营口）、杨维藩（奉天）为代表”。4月5日，中国留日学生启程赴北京，到达北京举行示威游行等一系列宣传活动后，回到日本。从1923年5月1日奉天市政公所筹备处下发的委任杜重远等为奉天市政公所筹备员的文件说明，杜重远在1923年5月1日前已经回到奉天（今沈阳）。按照杜重远的说法，归国即办肇新窑业公司，肇新窑业公司的创立时间应该在1923年4月。

　　众筹获资

　　创办肇新窑业公司需要大量资金，可杜重远几乎是一分钱也没有啊！但是，杜重远创业的决心很大，态度坚决。他投亲访友，到处寻求支持。这里面最大的支持者是其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的老师、时任奉天清丈局兼水利局总办的林浥尘先生，他积极向被誉为奉天现代民族工业的奠基人、有着雄厚资金实力的张惠霖举荐并获得大力支持，所以杜重远说：“公司成立之前，公（林浥尘）为赞助第一人，惜非财富特资，其德望为介绍各大资本家，劝导投资，公司赖以成立，旋被举为常务董事。”张惠霖感动于杜重远的报国之心，初创时他本人就出资8万奉洋。杜重远特别强调：“民国十二年春，公（张惠霖）方倡办储蓄会兼谋各种实业，本公司发轫之始即投以巨资并以信用号召各方股款。公司成立后遂被举为专务董事。”这专务董事也就是董事长。还有杜重远的同学阚宇清也慷慨投资，杜重远强调：“阚宇清，公司第一投资人：公司初创，君首投巨资六千金，购地筑屋，并作一切筹备等费。公司百年之事业，君实造其基也。”

　　杜重远把张学良称为其公司的特别赞助人：“本公司创办伊始，公（张学良）即慨与投资为一般提倡，惟彼时方任旅长，心余力绌，投资无多。”

　　据《奉天肇新窑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二年上半年营业报告》所载，自民国十二年（1923年）5月1日起，至民国十二年10月底止，半年时间里，募集资本总额252,000元。当时奉天的许多军政要员、商界精英都入了股，以示对肇新窑业公司的支持和鼓励。

　　规划深远

　　这里要说一下肇新窑业公司的选址，通过选址，可见杜重远之规划深远。

　　公司最初“择省城北二台子购地60亩为公司之基础”，即今大东区沈铁路与东站街交会处，这一位置在当时北大营东侧，可以说与其一墙之隔，但距离奉天省城有10里多地。那时，所产砖瓦、瓷器大部分都是沈阳城内建筑使用或者为城中百姓家庭服务，而公司选址较远，运输起来并不便利。彼时，沈阳土墙内即八个边门里，有众多烧制砖瓦的窑业，而烧制砖瓦大量取土，因此形成了不少大坑，影响土地利用，破坏环境。1924年初，沈阳市第一任市长曾有翼下令，对土墙内即八个边门里烧制砖瓦的窑业一律取缔，限期移至距离土墙八里开外，否则禁止营业。杜重远事先就了解到了这一情况，所以将肇新窑业厂址设在了城北二台子，这就免去了日后迁移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由此可见杜重远的远见卓识。

　　1923年窑业初创时定名为奉天肇新窑业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奉天省改称为辽宁省后，奉天肇新窑业股份有限公司亦更名为辽宁肇新窑业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肇新窑业公司旧址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