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的果实未必甜美，它可能是一场包裹着糖衣的危机。”当硅谷的技术精英为人工智能的“颠覆性进展”欢呼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发言为众人敲响了一记警钟。

　　3月20日，斯蒂格利茨在北京大学举办主题为“人工智能信息生态与经济格局”的讲座。源于对从药物研发的加速到信息处理效率跃升中不断涌现的“工具性进步”的洞见，在演讲中他阐述，AI的潜力不应被否认。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其中的矛盾，即倘若放任资本与技术合谋，社会文明将进入狂飙突进时期，人类或将面临比工业革命时期更为严峻的转型危机。

　　垄断：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菲律宾有8％的人口从事客服行业，但AI的语音识别技术只需一夜之间就能让整个行业消失。”斯蒂格利茨首先用科技对服务业冲击的残酷案例揭示AI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再造性、变革性影响。

　　技术乐观主义者通常认为，“经济系统具备主动调整的自觉性”。但现实是，失业潮的速度永远快于培训计划推行的效率。发展中国家所依赖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不足以形成抵抗AI的力量。此外，当前人工智能行业被科技巨头垄断，私营企业的逐利本质可能与社会利益相悖，致使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机制失灵。斯蒂格利茨警告，对劳动力市场，AI更倾向于“替代”而非“增强”人力，AI的快速发展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尤其威胁发展中国家依赖的劳动力优势。

　　“OpenAI抱怨DeepSeek窃取知识产权，谷歌控诉OpenAI盗用数据，新闻媒体又起诉谷歌掠夺内容——这不过是强盗逻辑的现代版本。”斯蒂格利茨将科技巨头的博弈比作一场“谁有权偷窃”的闹剧。开源AI本可以是打破垄断的利器，但巨头以“安全威胁”为名，试图将技术锁进封闭的保险箱。Meta的Llama和DeepSeek的开源尝试，成为这场战役中难得的亮色，却也反衬出垄断势力的顽固。

　　欧洲的《数字市场法案》试图用反垄断铁腕制衡科技霸权。斯蒂格利茨的质疑一针见血：“当美国科技寡头已深度绑架国家政策时，单靠欧洲能守住防线吗？”答案显然是不容乐观的。AI技术的集中化不仅扭曲了市场竞争，更可能让少数公司掌握“数字时代的生杀大权”，即从定价歧视辐射到舆论操控，技术垄断者的触角将细微渗透进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信息生态：一场输不起的生存之战

　　“如果《纽约时报》因ChatGPT窃取内容而倒闭，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家媒体，更是真相的堡垒。”斯蒂格利茨用新闻业的困境揭示出AI时代最隐蔽的危机：信息生态的崩溃。首先，当科技公司无偿攫取高质量内容喂养AI模型时，知识生产的激励机制将彻底瓦解。其次，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人工智能带来的信息高速复制传播很有可能降低我们获取信息的质量，甚至造成信息系统的污染。

　　斯蒂格利茨警告，当社交媒体平台为了广告收入纵容虚假信息，当AI生成的仇恨言论比人类更擅长挑动情绪时，民主社会赖以运转的共识基础将土崩瓦解。而在这场“污染与净化”的军备竞赛中，私营企业既无动力也无能力承担起“守门人”的身份与职责。

　　监管：最后的安全绳

　　面对技术殖民的困局，斯蒂格利茨的解决方案清晰而坚定，那便是诞生一场数字时代的“新政”。全新的政权体系中，需重构知识产权规则以保护原创者利益，强化反垄断以遏制科技巨头的扩张，建立全球税收协调机制，并通过立法，规定平台为信息污染承担代价。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AI领域从未存在过。”斯蒂格利茨的断言撕碎了自由市场的神话。当科技巨头的算法能左右选举结果、当深度伪造技术肆意凭空制造“证据”、当失业潮席卷全球南方国家时，唯有力度空前的公共干预才能拉住悬崖边的文明马车。他强调，我们需要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去遏制不良信息的病毒式传播，构建完整的问责和监管机制。同时，鉴于人工智能给信息生产和获取带来的挑战，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相关法规也刻不容缓。　（贝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