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徐志摩曾有《巴黎的鳞爪》，抒写他的巴黎印象；徐 也有《海外的鳞爪》散文集，记述他的海外之旅；我在2015年夏季应邀到中东欧三国进行了一次长途研学旅行，历时十天，虽是走马观花，但也颇有一些感触和收获。因此，不惮狗尾续貂，在十年后写下这篇“中东欧的雪泥鳞爪”。

　　我的中东欧之行第一站是捷克的布拉格，这是我早已心向往之的一个欧洲名城，它以拥有为数众多、建成于诸多历史时期的特色建筑著称，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整座城市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整个布拉格老城就像是一个大的、活的、充满了市声和喧闹的博物馆。

　　走在布拉格老城的街上，周围是一座座以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为主调的古老建筑，给人一种一步踏入欧洲中世纪的感觉。由此，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当地人那种“以古为贵、以奇为美”的文化风尚。要修旧如旧地维护、修缮这些古老建筑，是需要大量经费投入的，但确是物有所值，因为只有这种超越了时光流逝、活着的历史遗存，才能把过去和现实连接起来，从而使人获得一种在历史中生存的方位感和连续性。

　　布拉格有名的古迹之一是查理大桥，它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大桥，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这座桥始建于1357年，1400年竣工，横跨布拉格市伏尔塔瓦河，桥是遵照捷克国王查理四世之命而建，因此得名查理大桥。查理大桥花了四十三年才建成，后来在桥上又陆续竖立了30尊基督教的圣者雕像，都是出自捷克17到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被称为是“欧洲的露天巴洛克塑像美术馆”。桥上最有名的雕像是查理大桥的守护神——圣约翰，他怀抱耶稣受难十字架，手持金棕榈，表情悲苦，勉强站着，头上是圣徒的金光环。这位圣徒的事迹是这样的：公元1393年，作为神父的约翰·内波穆克因拒绝向波西米亚国王瓦茨拉夫四世透露王后单独向他告解的秘密，被恼羞成怒的国王派人从桥上抛进河里。据说，约翰被抛进河里时在其头顶上方闪现出了五颗星星，所以他的塑像上方也环绕着五颗星星。他的殉道当然不是为了保护偷情的皇后，而是为了昭示神圣权力高于世俗权力的至上性和独立性。

　　与查理大桥关系密切的文人就是卡夫卡，他就出生于查理大桥旁边，把这座大桥视为是他生命的摇篮。1924年6月，处于弥留之际的卡夫卡，让守候在他身旁的好友雅努斯记下了他的临终遗言：“我的生命和灵感全部来自伟大的查理大桥。”雅努斯后来出版了他著名的回忆录《卡夫卡对我说》，其中这样写道：“我经常会为卡夫卡如此钟情查理大桥而吃惊，他从3岁时便开始在桥上游荡，他不但能说出大桥上所有雕像的典故，有好多次我甚至发现他竟在夜晚借着路灯的光亮数着桥上的石子……”卡夫卡在其随笔集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的罪恶均和其有关，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乐园；由于漫不经心，他们回不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去。”这可以视为这位一生愁苦、忧心忡忡的天才艺术家对于歧路彷徨的现代人类所发出的警示告诫。查理大桥上30座圣者雕像带给他的是一种洞悉历史的明智，一个人的明智在于其拥有记忆，一个民族的明智则在于其拥有传统；与历史传统的断裂，虽看似可以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但也极易使人陷入六神无主的彷徨迷惘之中，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主心骨和指南针，成了随风摇摆的墙头草。布拉格城市广场上卡夫卡的塑像——瘦小的卡夫卡骑坐在空心躯体上的造型，表达的大概也正是这样的寓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处于历史灾难中心地带的捷克人对此自然会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和记忆。

　　布拉格现有两处卡夫卡留下的故居，一处位于布拉格城堡内的黄金巷，它是一条由砖石铺成的狭窄街道，据说从前是金匠们炼金的地方，黄金巷便由此得名。街道上房子低矮、店铺林立，卡夫卡住过的那间临街的房子被漆成浅蓝色，成为专卖卡夫卡作品、纪念品的书店，供人参观。卡夫卡在这间房子里住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出生地，位于查理大桥桥边老城区的故居，那里如今建成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卡夫卡纪念馆。我还看到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雕塑：一匹巨大的战马，姿态痛苦地扭曲着，被吊挂在半空中，可以说把“兵荒马乱”这个成语诠释到了极致。卡夫卡因为用德语写作，且作品过于晦涩内敛，属于比较小众的作家，捷克人显然更喜欢《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幽默、滑稽、乐天、搞笑的好兵帅克好像更能代表捷克人乐天、豪放的民族性格，所以在布拉格的旅游点到处都能见到以好兵帅克为素材的艺术品，我就买了一个帅克挺着大肚子喝啤酒的冰箱贴，憨态可掬，非常可爱。

　　圣维特大教堂是布拉格的另一个重要景点，这座教堂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波西米亚国王查理四世于1344年下令在原教堂的基础上建造的。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建筑时间竟长达近六百年，直到1929年才最终完成。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并不罕见，其他国家的教堂也都是边用边建，总的建筑时间也大都在一二百年以上，如著名的英国伦敦西敏寺教堂始建就用了一百多年，其后的重建用了二百多年；巴黎圣母院的建筑时间也有一百八十多年；据介绍有的教堂光是玻璃上的彩画就用了一百多年才完成，也就是说如果按30年为一代人的话，一座教堂的完工要靠六七代人乃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建成，如此看来建成这么一座教堂所需要的恒心、意志以及各方面的投入都是十分惊人的，如果没有永恒的信仰和追求作为持久、强劲的精神动力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只是考虑自己当下的需要和即时的享受，也就不会有如此长远的规划和设想。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人类文明的创造和维系，靠的正是这种“恒心”。

　　我们在中东欧旅行的另外两站是匈牙利和奥地利，陆续游览了已经解体了的奥匈帝国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留下的华丽辉煌的皇宫。近代，发轫于西欧的现代文明强势冲击着中东欧地区，中世纪帝国统治下的弱小民族纷纷争取独立，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抗争史，他们的这种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抗争运动，曾引起过远在东方、处于相同的历史境遇中的中国人特别的关注、同情和支持。鲁迅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高度评价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的作品；1921年的《小说月报》推出过“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集中译介了包括波兰、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乌克兰在内的8个国家的作家作品。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杂志也曾推出过“弱小民族文学专号”，评介、翻译了大量中东欧文学的作家、作品，中国文学界对于中东欧文学的关注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次中东欧之行中，我切身感受到了中东欧国家的人们对于中国人的关切、友好之情。在一家奥地利小镇旅馆的早餐桌上，我遇到了一位来自波兰的小伙子，他主动跟我打招呼，听说我来自中国，他非常高兴，我们两个人攀谈起来。我告诉他中国人对波兰也很感兴趣，普遍都知道肖邦和居里夫人，他很高兴。我们又接着聊到二战和我偶尔看过的一部波兰电影，他变得两眼发光、开始激动起来，说：“我的英语不好，咱们能用德语聊聊吗？”我遗憾地告诉他：“我不会德语。”这时我们的大巴也快要出发了，谈话没能继续下去。最后，他非常诚恳地邀请我有机会一定到波兰去看看，我也邀请他有机会来中国参观。他走出旅馆，把我们一行送上大巴，才挥手离开。

　　我的这次中东欧之行虽然时间短暂，但收获还是很大的，有机会我想重返那里，做一次更为深入、从容的旅行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