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秦朔 秦朔朋友圈

今年1月我到拉斯维加斯参加消费电子展（CES），写了《美国和中国：不同的飞轮会卷出怎样的未来》，认为“从2025开始，中国的创新飞轮，将进入一个信息与实体全面融合、价值链各环节多维并进、技术更接近前沿的新时代”。

3月初，我到巴塞罗那参加另一国际科技大展——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 2025）。大会始于1995年，自2007年起一直在巴塞罗那举行，俗称“巴展”，是全球移动通信领域的科技风向标。

在巴塞罗那兰布拉大街的终点和巴塞罗那港的起点，耸立着一座60米高的哥伦布纪念碑。他高举右臂，指着大海，好像在宣誓自己的信念——地球是圆的，大海对面就是陆地！

1888年落成的哥伦布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先后4次远航美洲、把欧洲和美洲连接起来的航海家。

世界因连接成为一体。2024年全球5G连接数量超过20亿人，移动通信技术和服务占全球GDP总量的5.8%，预计到2030年将升至8.4%。这就是连接的力量。

今年的巴展，汇聚了2700多家参展商，近350家来自中国。于我而言，这既是科技与产业之旅，也是观察中企出海的全球化之旅。

大融合、大创新

今年巴展的主题是“汇聚·连接·创造”（Converge.Connect.Create），重点关注5G演进和人工智能，以及两者间的相互赋能与深度融合。大会聚焦6大主题，分别是：超越5G、智能互联、AI人性化、数字智能制造、颠覆规则、数字基因。

和疫情前参加过的几次巴展相比，我的总体印象是，基于近两年AI大模型的突破，全球通信产业的新一轮大融合、大创新已拉开序幕，传统移动时代进入了移动AI时代。

一是AI与5G-A的融合与创新。

5G-A（5G-Advanced），即5G网络的增强版本，俗称5.5G网络，是今年巴展的一个热词，很多运营商都发布了相关计划，表明从“连接管道”转型为“能力开放平台”、从“以连接（用户）为中心”到“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强烈意愿。

例如，中国移动和荷兰皇家电信、韩国电信等16家合作伙伴发布了“智能体通信网络白皮书”，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联合GSMA（全球移动通信协会）发布了“共享网络智慧共治白皮书”。

相比5G，5G-A不仅有更高速率（上下行传输速度比标准版5G提升10倍）、更广连接、更低时延，还有很多新功能和改进，带来更高的频谱效率、更低的能耗、更强的网络可靠性、安全性，使在线游戏、视频直播、远程医疗手术、自动驾驶、低空飞行、智能制造，以及智能家居和智慧城市等大规模物联网应用，变得更流畅，更高效。

AI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网络，网络的发展也因AI如虎添翼。AI与5G-A的融合，一方面是通过“AI for Network”提升网络能力和连接性能，一方面是通过“Network for AI”使用户能随时随地获取AI能力。比如，在工业制造领域，低时延、高可靠、低抖动、高精度的5G-A网络，能实现工厂设备远程操控的时延达到4毫秒以及99.999%的可靠传输，为数字孪生的智慧生产提供条件。

移动AI时代对网络提出了新要求，这给设备供应商带来了新空间。此次华为发布了以AI为中心的网络解决方案，打造面向AI演进的ICT基础设施；爱立信发布了“高性能可编程网络”；中兴推出了Air Net高阶自智网络解决方案，助力运营商实现从点状自智到端到端智能化升级。

与此同时，6G研发已然启动。爱立信展出了首款6G太赫兹原型机（覆盖100-300GHz频段），华为通过5G-A的“空地一体通信网络”为6G积累经验。按照移动通信10年一代的规律，估计再过5年，6G商用将会揭幕。

二是AI、5G和千行百业的融合与创新。

5G商用已有5年多，开始进入下半场，即让技术和千行百业的场景深入融合，让AI从“炫技”到“普惠”，像用水用电一样普及，加速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智能化进程。

在巴展上，华为联合全球行业客户，面向71个行业场景，发布了83个行业数智化转型样板点，并与巴塞罗那市政府签署了智慧城市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

爱立信通过一辆“未来通勤火车”和AR眼镜，让观众体验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等无缝连接场景；

高通推出了支持5G-A的新一代调制解调器X85，支持手机、汽车、XR设备的智能交互；

联想集团开发了一系列功能性及垂直行业的AI解决方案，以物流行业为例：在室内工作场景下，联想的仓储自动化存储和检索系统（AS/RS），运用AI能识别最快检索路径并进行实时优化调整。在户外工作场景下，联想的智能体解决方案能助力无人机根据实时空情和天气情况调整航线，并根据紧急程度优先派送。

AI的行业应用，将进入加速期。

三是AI与智能终端的融合与创新。

过去感觉CES偏重消费者端，偏重消费电子，MWC偏重企业端，偏重通信。其实，通信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终端的使用，MWC的CES色彩也越来越浓。手机、PC等厂商纷纷以AI为核心，探索终端产品的新形态。

作为全球PC龙头，联想集团在巴展上展示了ThinkBook Flip AI PC概念机。这是全球首款OLED外折屏笔记本电脑，可以实现智能化办公、多屏协同及智能工作空间适配，可从13英寸笔记本形态切换至纵向扩展的工作空间，并在笔记本、竖屏、分享、平板、阅读这5种模式中自由切换；

联想还发布了全球首款太阳能笔记本电脑概念机。“在室外，每20分钟的太阳直接照射，能延长笔记本电脑一个小时的使用时长，在室内，20分钟太阳光可以延长半个小时的使用时长。”

在手机方面，华为Mate XT三折叠手机、三星Galaxy S25 Edge超薄手机都非常惊艳。荣耀新CEO李健表示，荣耀将从智能手机制造商向AI终端生态公司转型。多家手机厂商继推出自研或自训练的手机端侧大模型后，正在推动智能体（agent）的构建。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在巴展演讲中预测，端侧人工智能的进步速度将呈现指数级跃升，未来12个月实现3倍的整体性能提升，未来三年全球售出的80%电脑都将是AI PC。AI PC与传统PC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个性化的智能体，“它能通过与你的自然交互，真正理解你的意图，并通过调取设备本地个人知识库中的相关信息来生成答案；它能从与你的交互中总结经验，自我完善。你使用得越多，它就变得越聪明；它还能形成逻辑严谨的推理链条，对复杂任务加以分解，做出行动规划”。

智能终端的终局会是什么？杨元庆认为，除了AI PC，平板、手机、智能耳机、智能家居等设备，现在往往运行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之上，并接入各式各样的生态系统。未来如何为客户提供跨设备、跨系统平台、无缝衔接的安全体验？这是关键。

在杨元庆看来，答案是“一体多端”，即一个超级智能体可以统一访问、提取、筛选、共享并集中管理客户所有设备上的个人信息和知识，代表用户执行复杂任务；最终会走向“个人人工智能双胞胎”，这个“双胞胎”将熟知你的经验，模拟你的推理模式，根据你的偏好习惯，为你推荐适合的方案，并时刻相伴，如影随形，而且只有你自己才能用它，确保安全。

全面出海，深入出海

本次巴展，华为全面回归，显示出覆盖网络、终端、行业的全栈能力，是中国企业的最大亮点。

华为展区在1号馆，占据了大部分面积。在展馆后面的通道，我看到了一排搭建的房子，上面分别写着IT作战室、华为项目组、打印室、巴展项目组办公室、一线员工办公室、讲解专家休息室、客户接待协调室等。华为善打大战的气象显露无遗。

联想、小米等企业则显示出在智能终端领域的产品创新、生态协同、全球化布局能力。宇树科技在4号馆，展台面积不到10平方米，但其四足机器狗依靠20公里/小时的速度、120公斤的负载能力、50公里续航等硬核参数，也吸引了不少流量。

离开巴塞罗那的会场秀场后，我到邻近的罗马尼亚调研。在布加勒斯特一家以3C和家电为主的连锁卖场Altex里，看到很多中企的产品品牌占据着醒目位置，大致占了全场1/4到1/3的空间。

一楼以手机和PC为主，看到了HUAWEI、OPPO、motorala、HONOR以及Lenovo旗下的多款产品；二楼是黑电，看到了海信的展厅紧邻着三星、LG、飞利浦和索尼；三楼是白电和小家电，看到了海信、gorenje（古洛尼，海信收购的品牌）、海尔的展厅。

陪我去Altex的导游说：“我1995年从中国来到罗马尼亚，最初做小商品贸易，很多小商品来自中国；后来中国的家电来了；再后来中国的手机来了；现在TiktoK、Temu又来了。”

中国力量，正在全面走出去，走上去。

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规模达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

2024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8.5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59.7亿美元，同比增长3.1%；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0.9万人，同比增长17.9%。

这些数字让我想到了一个概念，即“双出时代”——出口+出海，出口和出海并进。中国既保持着强大的出口能力（这意味着供应链的大头还在中国），又开启了对外投资、投入、投技术、投IP的大时代。海外不少学者提出，现在是C to G（China to Global，中国走向全球）的时代。

中企的出口能力早已被证明，现在更需努力打造的是出海能力。

为什么要出海？我写过很多文章。这次去巴塞罗那，在伊斯坦布尔转机，当地的中企朋友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这几年土耳其很希望发展电动车，对进口电动车征收的关税远低于燃油车。虽然土耳其本地市场并不大，但如果能在本地生产（即土耳其制造），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根据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税同盟，可以零关税向欧盟出口汽车。这就可以避开欧盟针对以中国为原产地的电动车的高额关税。且从土耳其到欧洲，物流时间比中国到欧洲要节省太多。

但土耳其也有“对价”要求，比如在零部件采购和生产中实现55%的本地化率，转让电池生产技术/与本地高校合作开发电池技术，才可以换取税收减免、土地补贴、充电桩建设支持、研发成本补贴。由于土耳其的汽车产业以燃油车为主，缺乏电动车产业链，电池、电机等要从中国进口，短期内难以满足55%的本地化率要求。

不出海，只在国内内卷，没有出路；要出海，就要直面全球化、逆全球化、本地化诉求更高的全球化的并存之势，以长远眼光、韧性和弹性，求取共赢。

前年我曾到沙特调研。沙特和土耳其类似，可能成为中企出海的“连接器”，但沙特也有很强的本地化诉求，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世界级制造中心。

根据沙特国家工业战略，计划到2035年，将工厂数量从大约1万家增至3.6万家，其中4000家完全自动化。同时，沙特强调使用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并要求政府机构优先考虑有执照的当地承包商和供应商。显然，沙特想引进高水平的外资，但构建自主产业体系的决心也很坚定。

不仅沙特和土耳其，全球供应链的大调整中，很多国家基本都遵循着多元化、本地化、“注重安全”“韧性优先”等原则。中企出海，这是更复杂的挑战。一个可行之举是在投资前找好本地化的合作伙伴，携手共创。

拥抱海洋，拥抱开放

在巴塞罗那，我又一次想到了1405～1433年的郑和七下西洋。当年郑和的皇家船队有200多艘船，兵强马壮。按照李约瑟的估计，1420年明朝全国船舶不少于3800艘，超过欧洲船只的总和。

郑和船队首次穿越印度洋抵达西亚和非洲东岸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87年。

梁启超说，“哥伦布之后，无数哥伦布”“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海洋事业的高峰，但他死后，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即告中断，与“地理大发现”无缘。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学术界的一个看法是，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开拓贸易，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扬威德于域外”），政治目的远大于经济目的，所有开支均依赖朝廷，不曾发动民间商贸，且对民间出洋贸易严加禁绝。单靠朝廷，是无法长期支撑巨大支出的。

1449年，明英宗还下了一道命令，“近年商民往往嗜利违禁，应重申禁令”。重申不许民间的贸易出海。更悲剧的是，郑和等编制汇集的航海资料，也被以“恢诡怪谲”之名焚毁。

著名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一书中指出，1430年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时刻”，谁在这个时刻抓住了海洋的控制权，谁就有可能主宰未来的整个世界。“亨利王子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明朝正统皇帝（英宗）却将这个机遇拒之门外。”

当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创办航海学院培养高水平水手，设立观象台、广揽人才、搜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几十年间资助了大量沿非洲西海岸的探险活动之时，明王朝并不认为民间海洋活动也是国家力量的延伸，反而视华人赴海外谋生为自弃王化。

当他们在海外遭遇压迫伤害，明王朝也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清朝。1740年（乾隆五年）10月，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杀害了万名华人，史称“红溪惨案”。消息传回，清廷的反馈却是“贪恋不归，自弃化外”“实自作之孽”。

对待海洋、海洋活动和出海者的不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命运。放弃海洋，退到封闭的自循环里，衰落只是迟早。

与明清王朝的态度相反，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近代西方人正是通过海洋这个“宽阔的跳板”而征服了整个世界。

600多年前，郑和曾对明仁宗进谏，“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但他的声音，没有化为一个民族的自觉。

600多年后的今天，生于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企业全面出海，以郑和下西洋式的和平交往模式，以商品和服务为媒介，依靠创新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专业化的能力，为全球消费者带来价值。

凡是消费者有需要的地方，都是中国企业的驰骋之域。

拥抱海洋，拥抱开放，不自足，不自闭，则21世纪全球经济与科技的大航海、新航海，中国企业将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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