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

《经济学研究年评（第一卷）——中国问题与国际前沿》，钱颖一、姚洋主编，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经济学研究年评（第一卷）——中国问题与国际前沿》，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作编写的《经济学研究年评》（以下简称《年评》）的第一本。内容是介绍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内重要经济学议题，总结国内学者在国际学术前沿上对中国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国内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方向、方法和议题提出思考建议。本书是第一卷，今后要持续地出下去，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和研究指南。

　　出版这样的年度综述辑刊在国内外都有先例。《年评》不直接收录论文，而是发表一线学者撰写的综述性文章，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易于让读者了解一个领域的研究全貌和最新进展。

　　中国经济学家必须深入中国现实，做对中国有用的研究

　　我一向主张，衡量中国经济学研究好坏的标准是“两个有用”：一个是对中国有用，另一个是对经济学有用。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期，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置身事外。事实上，伟大的理论都来自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回应。斯密的《国富论》为被启蒙运动解放的人性找到了一个私利和公利相结合的出口，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产生于对大萧条的思考，创造了宏观经济学；科斯的《企业的性质》来自他对福特式生产体系的观察，确立了交易成本在制度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等等。中国经济学家要想发明新的理论，就必须深入中国现实，做对中国有用的研究。

　　伟大的经济学家从来不把从事经济学研究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是如韦伯所说的那样，把经济学研究当作自己的志业，即参与到研究对象之中，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修正理论或发现新理论。凯恩斯是这方面的典范。他的理论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他在参与政府工作、自己下场交易以及参与公众讨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升华的结果。今天的中国为学者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机会，经济学更是显学，经济学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有作为。浪费这样的机会就是对学术生涯的浪费，而把握住机会就可能有新的发现、创立新的理论。

　　要做对中国有用的研究，就必须构建中国自己的研究议题。不可否认，当代国际经济学界仍然被欧美学者主导；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也仍然是判定中国经济学者研究质量的重要标志。然而，欧美是成熟经济体，欧美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未必是中国的紧迫问题，急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就有可能写出投欧美经济学家所好但对中国现实没有多大意义的文章。《年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发现和总结中国经济的重要议题，并呈现在这些议题上中国经济学者所做的一流研究成果。中国的经济崛起过程波澜壮阔，每个经济学领域都有值得研究的议题，一些交叉领域更是可能产生新的议题。比如，各级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而，把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就会产生许多新的研究议题。

　　只研究对中国有用的学问是不够的，还要对经济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只研究对中国有用的学问是不够的，对专业的经济学家而言，自己的研究还要对经济学的发展有所贡献。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穷尽了所有经济发展的规律，但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能够实现经济赶超的经济体寥寥无几，说明多数国家都还没有找到一条快速赶超的路径。中国是过去40多年里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研究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经济赶超的一般规律。

　　一方面，经济学是社会科学里在方法方面最严谨的学科，经济学的发现和理论必须经得起方法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的方法也有助于我们获得新的发现和理论。因此，掌握方法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者必备的条件。《年评》重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并展示方法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的应用。相信这样的取向将推动中国经济学在规范化和科学化方面的进步。

　　《年评》第一卷收录了五篇综述文章，主要作者都是编委会成员。五篇文章涵盖的领域涉及劳动经济学、劳动和金融交叉学科、市场设计、国际贸易和宏观经济学。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主要视作者的研究领域而定。这种编辑策略有利于提高《年评》的可持续性。《年评》对每篇综述文章提出了很高的标准，要求作者详尽地描述一个领域的前沿问题和前沿方法，因而需要作者付出很大的努力。找到愿意如此付出的作者是《年评》面临的最大挑战。本卷五篇文章的作者做出了表率。他们都是领域内的一流学者，给出的综述覆盖面广、论述详尽，尽显学者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对社会负责任的情怀。他们为《年评》确定了标杆，《年评》今后的综述要达到甚至超越他们的水平。有了第一卷这样的精品，相信《年评》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的风向标。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