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曹  敏

　　刺绣古称“针黹”，是用绣针引彩线在绣料上刺缀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像或文字的工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是我国传统工艺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说“舜令禹刺五彩绣”，先民“衣画而裳绣”的实践探索自此扬帆起航。彼时的纹饰多源于原始氏族部落的图腾形象，以天地人间的自然景物为蓝本。《尚书·虞书·益稷》中曾记载，虞舜时期确立了“十二章纹”服饰制度，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等12种纹样寓意“帝德如日中天”“诸侯分掌土地和人民”等12种含义，既是对自然崇拜的表达，又是象征穿戴者身份地位的“礼制符号”，与社会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紧密相连。

　　时至殷商，统治者对于奢华生活的追求催动了工艺技术的进步。当时艺术风格上注重线条的流动和图案的对称，于是绣纹环环相扣如锁链的“锁绣”应运而生，并成为主流技法。黏附着“锁绣”丝织品残迹的铜礼器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遗址出土，陕西宝鸡西周墓遗址中也发现了“锁绣”的印痕，众多考古实证的发掘表明，刺绣自上古便已初萌。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刺绣开始迈向专业化发展。《三辅黄图·未央宫》中提及“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织室，织作文绣郊庙之服”，指出官方已设立专门的机构开展刺绣等纺织生产。《后汉书》也记载齐郡临淄、陈留郡襄邑等地“服官”设立，覆盖全国的丝织生产网络形成。官营工坊规模与日俱增，刺绣也逐渐突破了家庭作坊模式，在承袭前朝“锁绣”之外又发展出了“单排锁绣勾勒轮廓，多排锁绣塑造体量”的多维表现体系，辅以铺绒绣、结籽绣等创新针法，使纹样得以呈现浮雕般的立体效果。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信期绣”残片，以烟色菱纹罗为底，采取多排锁绣技法层叠构建图案，云气纹与瑞兽纹交织，既暗合当时“天人感应”的哲学观念，又透过燕形纹样的往复律动诠释了“信期”之名的寓意和内涵。从严谨的几何纹到流动的云气动物纹，到四方连续图案的设计，再到汉字纹样与西域神兽的创新组合，这些变化背后反映出绣品向批量生产需求靠拢的适应性创新，也见证着刺绣艺术吸纳多元文化以增强国际审美共鸣的跨越式发展。

　　唐代社会的开放包容与多元文化交融，推动了刺绣技艺的全方位革新，在技法突破、纹样创新和设色体系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盛唐气象。譬如针法技艺方面，“平金绣”以金箔捻制金线铺陈纹样基底，展现华贵质感；“打籽绣”以金线盘结成凸起籽粒，营造出繁星般的立体视觉效果；而代表了唐代刺绣最高成就的“蹙金绣”，其捻金线平均直径仅0.1毫米，最细处可达0.06毫米，密绣于绞罗织物形成褶皱肌理，展现出超乎想象的工艺精度。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紫红罗地蹙金绣半臂”，在仅6.5厘米的衣身之上满绣折枝花纹，金线密匝排列形成流动的金属光泽，其捻金工艺每米蚕丝绕金箔达3000圈，至今仍难以复现，彰显出中国古代织金工艺的巅峰水准，也使杜甫笔下“蹙金孔雀银麒麟”的奢华意象得以具象呈现，成为盛唐时期国力鼎盛与审美风尚的绝佳见证。

　　北宋崇宁年间，徽宗在翰林图画院内特设绣画专科，由宫廷画师亲授技法指导匠人创作，以名家作品入绣。这一时期，匠人们以“通经断纬”的缂丝作绣底，推动“以针为笔，以线为墨”的画绣合流，将织造肌理转化为丝理语言，使刺绣既能呈现翎毛鳞甲的立体质感，亦可传达山水楼阁的深远意境。此外，匠人们还运用精钢锻造的毫芒细针，将丝线劈至细如发丝，实现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的极致工艺；创新了刻鳞针、施毛针、滚针等三十余种针法，并借套针技法完美还原了丹青画作中的水墨晕染效果。

　　明清以后，刺绣技艺持续精进，艺术成就屡攀高峰，传世之作更是层出不穷。明定陵出土的“孔雀羽线盘金衮服”堪称工艺集大成者，缂丝工艺融合捻金线与孔雀翠羽线，使龙纹金翠交辉，至今仍流光溢彩；孝靖皇后的“洒线绣蹙金龙百子戏女夹衣”，以方目纱为底，运用捻金等6种珍稀线材，结合抢针、盘金等12种针法，塑造百子嬉戏的生动场景，展现出刺绣工艺的极致表现力；清末沈寿首创“仿真绣”，将西洋油画的透视原理、光影层次与刺绣结合……

　　刺绣承载着中华民族“技以载道”的造物智慧，一针一线穿梭于丝绸绢帛之间，以最柔软的丝缕，编织最坚韧的文脉，在经纬纵横间永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