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政协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之一,而界别协商则是政协协商的重要形式,完善界别协商对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界别是人民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政协开展协商活动的基本单位。界别协商,就是以界别为单位,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的各类参政议政履职活动。界别协商是界别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是界别组织发挥特色优势的重要载体。开展界别协商,是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必要途径。政协全体会议期间组织界别联组讨论,是各界委员参政议政、协商讨论的一种有效形式。
在昆明市每年两会期间,组织开展界别联组协商已经成为一项常规的重要日程安排,具体流程包括议题选定、会前调研、联合讨论、汇总建议等环节,最终形成提案或报告提供党委、政府决策参考。
今年市两会期间,政协昆明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组织开展了4场界别联组协商会,分别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工作报告”“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四大主题展开协商讨论。会上,不同界别的委员们聚焦主题,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围绕中心、交流思想,为昆明经济社会发展事业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界别联组协商会上,委员们贴合政策热点、着眼当下重点难点堵点作了交流发言。其中,民建界别委员董远勇建议“利用一揽子货币财政政策契机推动我市经济持续向好”;生态环境界别委员段昌群建议“乘势而上 顺势而谋 在谋划布局生物经济的新质生产力中开创昆明发展保护新局面”;文化艺术与新闻出版界别委员胡广集建议“加强河泊所汉简研究 打造昆明文化新名片”;新的社会阶层界别委员韩静婷建议“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提振消费”;农工党界别委员肖寒作了“加快推进昆明铝产业发展 助力云南‘中国绿色铝谷’建设”的发言;科协和科技界别委员马波提出“借助区位优势 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驶向国际快车道”;城乡建设界别委员欧毕华建议“主动融入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建设 助推东川港成为枢纽经济新高地”;经济界别委员姚磊建议“构建绿色供应链体系 助力昆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特邀界别委员严敏提出“狠抓招商引资 提升昆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民盟界别委员杨媛提出“盘活数据资产 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九三学社界别黄建伟委员建议“积极设立科创飞地 助力昆明产业腾飞”。
近期,中央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向上争取资金,对破解项目资金瓶颈、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完善提升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董远勇委员建议,抢抓一揽子增量政策契机,在提高认识吃透政策、摸清下情提前谋划、向上沟通主动对接、及时跟进闭环管理四方面狠下功夫,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推动我市经济持续向好。韩静婷委员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作用和优势来提振昆明市消费信心至关重要。她建议,“鼓励支持企业开展新媒体营销及直播电商业务,创新营销模式;鼓励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开展数据驱动的精准营销;加强人才培养。同时,结合昆明资源及节庆,打造本地特色消费主题活动,以节促销。”肖寒委员分析了当前昆明铝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昆明市要大力开展“链主”企业培育、延链补链强链行动,助推云南“中国绿色铝谷”建设,并“强化政策、用地、能源、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通过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培育‘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专业化运作’的全链条、全方位服务新模式,推动铝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生命健康需求快速增长和生物技术加速发展,昆明的区位优势和生物医药底蕴一旦用好,将对南亚东南亚产生积极影响。”马波委员建议,“鼓励生物医药开放创新;承接中国创新仿制药转移转化,缩小国际差距;加强行业协会对接,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欧毕华委员建议把握“规划”核心,加快港城融合发展顶层设计;把握“产业”力量,加快库区经济布局发展步伐;把握“港口”纽带,完善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体系;把握“市场”驱动,深化互利共赢对外贸易格局,推动东川港主动融入面向印度洋陆海大通道建设,将港口的“通道经济”转化为“枢纽经济”,形成昆明枢纽经济新高地。严敏委员对昆明产业链发展的“痛点”进行了剖析,并从激发重点产业链潜能、抢占政策机遇风口、撬动资本招商杠杆三个方面对昆明招商引资如何“战术”升级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未来,昆明欲续写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华章,需深耕以商招商沃土,促进产业纵向协同、横向联合;紧紧攥住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沿边开放等政策机遇,以政策引力吸附东部沿海优势企业、优质项目扎根昆明;携手市场基金共绘产业蓝图,实现资本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协同共进。”
杨媛委员在发言中建议:首先,应明确数据资产管理的战略目标,旨在提升数据使用效率、促进价值转化、增强安全性。其次,应建立数据资产管理制度,明确权属、采集、存储、处理、使用、共享等各环节的要求及责任主体,适时出台数据资产登记办法。再次,应建立数据共享平台,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合法合规地共享数据,并制定共享标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可用性。同时,鼓励各方利用数据资产开展创新应用,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最后,应加强数据资产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协商建言
在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主题的界别联组协商会上,委员们围绕昆明对外开放、滇池治理、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等内容展开讨论。民革界别委员邓水云提出“做大做优昆明商事仲裁 助力昆明高水平对外开放”;财税金融界委员杨昆慧建议“持续加大惠企纾困工作力度 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生态环境界别委员何佳建议“创滇池雨污治理新模式 树城市型湖泊治理卓越典范”;工商联界别委员张晓丽提出“关于昆明构建辐射南亚东南亚区域性国际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议”;科协和科技界委员阎松建议“加大涉企服务平台治理力度 进一步优化昆明营商环境”;中共特邀界别委员尹俊提出“探索建立昆明阿姆斯特丹友城关系 促进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城乡建设界别委员唐翀建议“昆明加快城市交通数字底座建设 助力公共交通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文化艺术与新闻出版界别委员李华兵建议“打造昆明文脉中轴 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民盟界别委员李莉提出“关于加强合作谱写中医药服务贸易新篇章的建议”;无党派界别委员陈松建议“大力发展昆明银发旅居产业”;农工党界别委员杜迎玉提出“以打造村节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推动‘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落地见效”的建议。
在产业发展方面,时任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尹俊委员提出,探索建立昆明阿姆斯特丹友城关系促进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她在发言中提出,欲解决昆明花卉种质资源受制于人的问题,要以人为本,完善国际花卉产业人才交往机制。此外,从花卉一产、二产、三产等方面学习借鉴先进发展经验,从而更好为昆明花卉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服务,让昆明花卉更具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如何将昆明从全省旅游的“中转站”发展成为“知名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如何充分挖掘昆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文旅深度融合的旅游产品?这是昆明这座城市一直在探索的命题。为解决这一旅游难题,李华兵委员建议依托历史文物文化,塑造“昆明中轴文脉”,全面串联昆明主城区旅游热点,由点成线,由线成面。“服务贸易是推进云南省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新方向、新途径。”李莉委员从加强中老铁路中医药消费引导、开发中医药康养旅游服务新产品、创新中医药文化国际宣传、成立区域性中医药服务贸易联盟、探索建设跨境医养服务合作区等五方面给出建议。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银发旅居现象将会快速发展,陈松委员建议昆明市一定要抓住该发展契机,大力推动昆明市旅居产业大发展。一是加强相关宣传工作,从多渠道和全方位推荐具有昆明特色的银发旅居产业。二是加强银发旅居业相关制度建设,保证银发旅居经济产业链的健康快速发展。三是发展昆明特色银发旅居产业,打造昆明新兴产业链。让银发旅居业成为昆明文旅产业新业态、乡村振兴和群众增收新途径,促进就业和提振消费的新渠道,打造昆明新产业链和新名片。
在提升城市国际化和开放度方面,邓水云委员认为,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商事仲裁已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重要手段,做大做优昆明商事仲裁,对于提升昆明的国际化水平、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城市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建议,“加强仲裁宣传与国际合作;优化仲裁案件受理与裁决质量;加强部门协调与数字化建设;优化仲裁委员会管理机制。”随着昆明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双向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入,昆明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凸显,具备了创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张晓丽委员建议:“树立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推动‘金融强市’战略目标的实施;加强对薄弱环节的建设,形成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体系;继续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区域间双向金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扩大双边金融的业务量。同时,积极完善建立跨区域金融监管体制。”
此外,在市政建设治理方面,唐翀委员认为,“常规公交与轨道缺乏动态一体化整合,导致无法完整覆盖居民出行链,常规公交竞争力不足,吸引力下降。”他建议,“应对城市存量发展和精细化治理要求,需科学运用交通出行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信息技术,精准施策,才能不断推动公交行业新质生产力的释放,实现数据赋能促进公交行业高质量发展。”在生态治理方面,何佳委员建议创新建立滇池流域雨污治理新模式,在基本不新建处理设施的基础上,通过适当改造和优化运行管理机制,动态执行处理标准,利用较低的成本达到提升污染负荷削减效能的目的,树城市型湖泊治理卓越典范。针对当前昆明营商环境面临的一些新问题,诸如某些职业打假者对企业进行牟利性举报等问题,阎松委员建议,定期开展涉企涉税服务平台专项整治;出台相关实施办法,促进市场监管精准化;建立动态实名管理名单库。同时,严厉打击利用违法手段进行索赔、举报的行为。加大对违法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形成良好导向。为帮助民企解决实际问题,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杨昆慧委员从“以提升实效为重点,完善助企纾困政策体系;以提升企业获得感为导向,探索柔性政策体系建设;以减轻企业负担为切口,进一步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以专项行动为抓手,加大拖欠民企账款清理力度”四方面给出建议,希望能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创新创造活力。
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题的界别联组协商会上,委员们分别围绕医疗、教育、养老、城市建设管理等领域畅所欲言、积极建言。民建界别委员杨杨提出“关于根据学龄人口变化趋势 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建议”;教育体育界别委员邓茂金建议“办好百姓家门口学校 加快昆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科协和科技界别委员董亮提出“关于依托云南天文台 打造昆明高端天文航天科普平台的建议”;医药卫生界别委员段友斌提出“关于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 方便群众就近就医的建议”;文化艺术与新闻出版界别委员杨明建议“以群众需求为中心,让城市‘文化街区’更有特色”;民建界别委员饶劲提出“关于整治施工围挡乱象 优化市民出行环境的建议”;农工党界别委员李云霞建议“提升物业管理水平 增强人民幸福感”;财税金融界别委员李华辉提出“关于提高农村老人养老保障水平的建议”;社会保障界别委员李闲建议“帮助困难人员就业 促进就业稳增长”;文化艺术与新闻出版界别委员张艳萍建议“着力培育体育赛事新动能 擦亮赛事经济‘金招牌’”;民盟界别委员吕霞提出“关于政校企村共建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建议”。
围绕教育科技领域,杨杨委员分析了昆明市学前教育现状及问题,并提出:“建议完善学位需求预测和调整机制。科学有序统筹学前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好适龄入学人口变动的科学应对。补齐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短板,贴合学龄前儿童就近享有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的需求;及时调整现有的新建扩建居住区配套教育设施建设技术规范,适当控制教育配套的比例和规模,防止教育资源出现类似商业体大量过剩的情况。”邓茂金委员针对昆明市基础教育保障机制落实有差距、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优质学校分布不均衡、师资缺编等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思考和建议,“一是坚持教育优先,完善教育发展保障机制。二是主动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学习北京市中小学学位建设经验,建立我市学位需求预测预警机制。通过一贯制学校、区域内学位共享等多种形式,加大学段之间、区域之间的教育资源统筹力度。三是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四是优化教师资源调配,化解师资力量供需矛盾。”董亮委员提出了依托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打造昆明高端天文、航天科普平台的建议。希望以此激发中小学生对航空航天领域的好奇心,引导他们持续探索,为我国航天事业培养一批朝气蓬勃的后备苗子。在保障和改善民生领域,段友斌委员指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为居民提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一体化连续性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抓手,建议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方便群众就近就医。“加快顶层设计,理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机制,同时理顺考核机制,实现签约率和服务质量双提高,这样逐步引导居民改变就诊习惯,方便群众就近就医。”此外,他还建议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与社区管理紧密融合,开展“家庭医生+”服务,如开展“家庭医生+慢性病管理”“家庭医生+银发联盟”“家庭医生+和谐社区”等服务,贴近居民提供方便、连续、经济的多元化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饶劲委员着眼于市民出行遇到的围挡乱象,“科学合理组织施工,将扰民降到最低限度。结合施工围挡设置标准,开展专项整治。严格落实围挡公示制度,进行分类管理。一方面争取市民理解,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另一方面,也便于引导市民合理安排出行路线,优化出行方式,将道路施工围挡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降到最低。”李华辉委员不仅分析了昆明市农村老人养老现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就如何提高我市农村老人养老保险待遇提出若干建议:多渠道加强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推行农民职业年金;探索农村“以房养老”和“土地流转养老”,从而获得相应的流转费用或养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民间资本、慈善捐款等社会力量参与投资我市农村养老产业,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李闲委员针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市场主体面临一系列困难挑战,就业问题较为突出的现象,提出“帮助困难人员就业 促进就业稳增长”。“首先要精准定位困难群体,结合市场需求和个人发展规划,制定个性化帮扶措施,精准就业帮扶。”李闲建议,推行“就业困难人员点单、用人单位下单、政府部门买单”的“3单”培训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提升就业技能。同时,利用大数据,创新就业服务模式,不断丰富数字化服务手段。强化跟踪服务与评估,优化帮扶机制,确保帮扶工作精准、高效,持续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优质就业援助服务。在文旅发展方面,杨明委员提到,“昆明在打造城市文化街区的过程中,应展现昆明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文化街区空间设计、文化展示等,只有充分考虑文化传承创新、群众文化体验和商业发展之间的平衡,才能真正服务于昆明市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增强街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张艳萍委员建议着力培育体育赛事新动能,擦亮赛事经济“金招牌”。她建议,整合及丰富体育赛事供给,提升赛事消费能级;将昆明半程马拉松移至磨憨口岸举办提升赛事IP,不断壮大赛事运营机构,建设赛事企业培育库,加强培育、指导服务和动态运行监测工作。
关于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
在以“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为主题的界别联组协商会上,委员们围绕司法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宗教等领域工作作了交流发言。其中,政法界别委员欧阳咏梅建议“加大域外法律查明工作力度 为我市对外开放提供法治保障”;政法界别委员苏少明提出“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建议”;新的社会阶层界别委员唐巧琳建议“法商融合 助力云南品牌走向全球 ”;政法界别委员尧宗梁建议“全面推行柔性执法 持续优化昆明法治化营商环境”;台联界别委员王丽芬提出“建立业主决策信息系统 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建议”;社会科学界别委员晋玉芬提出“对加强昆明市城市现代化治理创新实践的建议”;宗教界别委员袁至兑建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道教的赓续与创新”;民进界别委员缪宇建议“依托‘飞地经济’模式 构建我市南亚东南亚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民建界别委员蔡永霓提出“关于进一步规范立案工作 提升审判质效的建议”;九三学社界别委员段伟建议“打造昆明‘数字枫桥’智治平台 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方面,欧阳咏梅委员表示,随着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跨国交往愈发频繁,中国企业、公民在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法律需求与日俱增。域外法律查明作为一种法院通过查明该域外法内容以审决涉外案件的活动,可便捷化、智能化解决域内外法律“信息不对称”问题。她建议,加大域外法律查明工作力度,为我市对外开放提供法治保障。“一是增加交流、达成共识,化解不同国家法律文化差异;二是立足法院,建立标准,完善查明主体资质认定规则;三是强化合作,专家支持,降低法律查明经济时间成本,切实提高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唐巧琳委员提出“挂牌成立国际法商融合服务中心,提供法律咨询与合规指导服务,为云品出境保驾护航;以‘法商结合’生态,促进商务资源流动等建议,希望能促进云南品牌更好地拓展国际市场,实现全球化发展”。尧宗梁委员说:“创新行政执法方式,全面推进柔性执法,对于提升政府行政治理能力、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建议,要坚持人民立场,切实做到“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强化事前行政指导,注重违法预防,强化源头治理;坚持严格审慎执法、教惩结合,体现“过罚相当、宽严相济”的法治原则;创新执法方式,全面推行包容柔性执法,体现行政执法的“温度”;建立健全事后督导服务机制,提升行政执法效果;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强化责任落实和追责激励机制。关于提供司法服务方面,蔡永霓委员建议法院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满意度,“坚持立案登记制度,提高诉讼效率;加强诉讼源头治理,发挥预防功能,帮基层治理‘把脉问诊’;继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对接基层司法需求,为各类案件‘择其良道’;审慎进行司法创新,规范能动司法,让各方诉讼主体对法治‘心中有数’。”缪宇委员建议,把昆明地区熟悉涉外业务的法律服务中心、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国际商事调解中心、“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中心、公证、司法鉴定、知识产权保护、域外法律查明的机构和人员集中形成全链条式的法律服务保障体系,为南亚东南亚法律纠纷的解决储备更多的司法资源。
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晋玉芬委员提出,围绕“把简单留给群众,把复杂留给政府”工作思路,以民生诉求为切入口,坚持“一条渠道、一套清单、一组机制、一个支撑”四位一体,提升城市数字化治理水平。王丽芬委员关注的是与居民息息相关的物业管理问题,她分析了当前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业主决策信息系统 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建议。“随着物业服务行业数字化的迅速发展,结合智慧物业管理平台建设,建立业主决策信息系统,将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有力推动我市物业管理工作创新发展。”她围绕做好系统建设完善系统功能、强化监管提升物业管理水平、加强智慧物业融入智慧社区建设三个方面给出具体建议,期待能为促进物业管理规范化、良性化发展作出务实的贡献。
段伟委员认为,昆明市在诉源治理方面的实践探索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矛盾纠纷源头的发现和化解上仍面临诸多挑战,仍然有大量矛盾纠纷累积到后端诉讼程序,不仅对有限的司法资源带来冲击,也为“民转刑”“刑转命”等恶性社会案件的发生埋下隐患。在此背景下,他建议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信息技术手段打造昆明“数字枫桥”智治平台,进一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一是通过信息共享实现风险隐患的智能识别与预警。二是建立“矛盾纠纷大数据库”,为矛盾纠纷的防范和化解提供数据支撑。三是通过数字调解实现矛盾纠纷的快速响应与处置。 记者陈思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