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政协报

“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是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重要档案，不仅记录了当时的通讯信息，也凝聚着他们每个人的人生故事。上期向读者介绍了新政协筹备会的4位秘书长，本期继续为读者介绍新政协筹备会的另外4位秘书长，敬请关注。

阎宝航

周恩来单线联络的“秘密党员”

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上的第五位是阎宝航。

阎宝航1895年4月出生于辽宁海城望台乡。1913年，阎宝航考入当时东三省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在校读书期间，他受到西方文化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集会，开始苦苦寻觅救国之路。

1918年4月18日，阎宝航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专收无力就学的贫苦儿童，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培养学生数千人。1920年，阎宝航得到青年会干事普赖德的赏识，被派往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做练习干事。在北京，阎宝航受到五四爱国反帝思想的强烈影响，爱国热情被进一步激发。回奉天（沈阳）后，阎宝航被任命为青年会学生部干事，与思想进步的会员高子升、巩天民等在每周三晚上研究讨论新思想、新文化，成立了奉天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星期三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一心向党的阎宝航向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吴立石提出入党申请。中共党组织出于多种考虑，加之青年会已经为其办好留学手续，所以告知他入党问题待时再行讨论。

1929年春，阎宝航在英国完成学业回到奉天出任青年会总干事，而此时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步步加紧。阎宝航与一些爱国志士组织发起成立了“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和“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也就是在这一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奉天筹备会主任的阎宝航，将“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并带到第三届太平洋国际会议上散发，彻底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野心。

此后，阎宝航两次主持声势浩大的禁毒活动，查获焚毁海洛因487包、烟土400余两，彻底激怒了日本侵略者。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天，日军悬赏5000大洋捉拿阎宝航。阎宝航孤身离开沈阳，来到北平，与高崇民、卢广绩等人组织流亡民众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他还将每月18日定为“亡省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不断发展之时，阎宝航提出义勇军应“切实治理，促成铁的组织，方能临阵杀敌，卫国保种”的建议，同时决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举办训练班，为义勇军培训输送军政干部。1932年2月24日，阎宝航在北平奉天会馆内创办第一期“政治训练班”，开设军队政治工作、对群众的政治工作及敌情侦探等课程。经过短期培训后，大部分学员被派到东北义勇军中参加抗日斗争。

1937年6月20日，阎宝航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七七事变后，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北救亡总会总部不得不迁至南京阎宝航家中。其间，周恩来经常到阎家与救亡总会领导人谈话，并告诉阎宝航等人要做好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阎宝航再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37年9月，阎宝航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周恩来单线联络的“秘密党员”。

东北救亡总会一分为三，阎宝航率总部迁至重庆。除全力以赴做好东北救亡总会工作外，阎宝航还先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全国抗日将士慰劳会总干事等职。也正是这些职务和头衔，为他结识国民党要员、搜集情报提供了便利。1939年，阎宝航在重庆北碚购买一幢宅第，将中共电报员张志敏和地下交通员纪华夫妇秘密安置下来，设置无线电台，成立情报机构。阎宝航按照周恩来指示，高度关注并搜集情报，格外关注日、德两国动向。

1941年春，阎宝航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厅机要人员处获得“德国将于该年6月20日前后突袭苏联”的情报，迅速将情报转送到莫斯科。11月下旬，阎宝航又从军统破译密码机构，获悉日本将对美国珍珠港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靠情报，以及日军调动兵力的种种消息，迅速报告党中央并转给苏联。1944年秋，阎宝航通过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派出一批特工、政工人员，将其传送的东北日本关东军情报进行汇总分析，最终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分布、兵器兵种、军事要塞、布防计划甚至将领花名册等资料，一并交给中共南方局，并经中共中央迅速通报苏联。

阎宝航取得的以上三份情报，对扭转二战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因此得到了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

抗战胜利后，按照党组织安排，阎宝航于1946年秘密潜回东北解放区，被推举为辽北省政府主席。1949年5月，奉命调回北平，任新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

齐燕铭

“睡上20分钟，就是最幸福的事”

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上的第六位是齐燕铭。

齐燕铭，1907年生于北京，祖籍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学毕业后，齐燕铭先后在市立第一女中、大同中学、保定省立第六中学教书。在教书期间，与师友创办了《文史》双月刊，承担了大量的编务、联络工作。鲁迅、陈伯达、曹靖华也先后为该杂志撰稿。

齐燕铭从《文史》起步，随后又创办《盍旦》。《盍旦》的意思是“夜鸣求旦之鸟”，这个刊名反映了齐燕铭办此刊的宗旨和追求。1935年，齐燕铭又与张友渔、黄松龄等人合作创办《时代文化》，后来更名为《文化动向》，这本杂志成为当时平津地区文化界的中心刊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齐燕铭接触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外围工作。卢沟桥事变后，齐燕铭更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1940年，齐燕铭来到延安，在中央马列学院任研究员。因他对历史领域有广泛的研究，常被请到鲁艺、陕北公学等学校，讲授中国文学史。

在1943年春节前，中央党校的杨绍萱根据《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编写了一个剧本《逼上梁山》。齐燕铭生于北京、长于北京，不仅对京剧非常熟悉，还对历史和文学名著有很深的研究，因此改编剧本的任务就交给了他。

齐燕铭放下手头工作，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剧本的改编上。剧本改好后，齐燕铭又在剧目的编排上竭尽其力。《逼上梁山》初演成功，引起了轰动。没多久，齐燕铭又参加了《三打祝家庄》一剧的创作编写，该剧的演出同样获得极大成功。从这时起，关于文化运动问题，周恩来与齐燕铭有了一次长谈。这次长谈对齐燕铭的影响很大，从此与周恩来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周恩来视为自己永远的榜样、楷模。

齐燕铭多才多艺，书法篆刻功底都很深厚。在布置中共七大的会场时，会务组点名让齐燕铭来书写七大会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14字会标至今仍悬挂在七大会场上。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齐燕铭作为代表团秘书长也同机抵达。齐燕铭主管外联和宣传工作，协助周恩来参加各种会议和谈判事务。这一时期，齐燕铭与各民主党派、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向他们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重庆期间，周恩来曾指定齐燕铭和何思敬、陈家康、李澄之组成一个小组，研究宪法草案问题，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6年5月，由于国民政府迁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章汉夫、廖承志、宋平和齐燕铭又随之转到南京，进驻梅园新村。此后，齐燕铭等人和周恩来一起往返于南京、上海多地，从事和谈、统战工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日，周恩来召集齐燕铭、周子健和申伯纯等人，布置工作任务：尽快出发，赶往北平筹备新政协的召开；接管中南海，成立中南海办事处，负责房屋管理和卫生工作；接管香山，将它作为党中央驻地；接管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等大饭店，为接待各地民主人士做准备。同时由齐燕铭负责把住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符定一、韩兆鹗、雷洁琼、沈兹九和何惧等一起带到北平。

2月3日，齐燕铭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后，就接管中南海。随之，为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平做各种准备工作。在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进驻中南海后，齐燕铭就开始协助李维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各党派民主人士的动态，协助民主党派搞好组织建设，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及时向中共中央反映、汇报。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火车到达北平，下午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式，并与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见面。从机场回来以后，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齐燕铭，毛泽东定于当晚在颐和园益寿堂同民主人士谈话，并举行一次便宴，要齐燕铭拟定名单。齐燕铭很快拟出一个先期到达北平的民主人士名单，经李维汉呈报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同意后，派车将出席便宴的民主人士送到颐和园。

齐燕铭自从接管中南海后，就已经全身心地参与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当中。而从那时起到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他几乎是连轴转。齐燕铭的纪念文集和个人回忆录中，有一个“重大”而共同的信息——“困”，他忙得没时间睡觉。齐燕铭说：“如能得空，睡上20分钟，就是最幸福的事。”

罗叔章

负责与妇女代表相关的工作

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上的第七位是罗叔章。

罗叔章1899年12月21日生于湖南省岳阳县一个书生世家。15岁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岳阳县新创办的洞庭女校。两年后，又考上长沙第一公立女子学校和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业结束后，决定彻底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到安徽滁县公立女子学校任教。她经常与学校中倾向进步的教师讨论国家大事，阅读新思潮的刊物，自费参加陶行知、黄炎培创办的南京东南大学暑期教师讲习班学习。1923年，罗叔章由黄炎培介绍，先后去荷属东印度婆罗洲（现印尼加里曼丹岛）、爪哇岛的巴达维亚（现雅加达）等地华侨学校任教。

1932年，她从暨南大学毕业，到南京交通部审计处工作，并继续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34年，罗叔章在上海中国女中、培明女中和量才补校任教，在女工和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这一年，罗叔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罗叔章被选为理事。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11月23日，全救会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后，罗叔章积极投身到反迫害和营救运动中去。

全面抗战爆发后，罗叔章受党的委托，在上海创办中华女子初级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大多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等抗日救亡工作。这个学校也成为了中共进行秘密活动的据点之一。在上海失守前，罗叔章取道香港，撤退到广州。不久，又到长沙和罗琼等人参加了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干部训练班的组训工作。后因党的工作需要，她离开长沙到武汉。在中共中央武汉办事处，罗叔章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

1938年5月，罗叔章在武汉参加了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号召妇女群众起来参加抗战，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同月，在党的领导和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等社会知名人士的呼吁与倡议下，罗叔章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从武汉撤退前，得知湖北均县（今丹江口市）第一保育院有500多名难童饥寒疾病交加、无人管理，邓颖超推荐罗叔章到均县担任保育院院长。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她克服重重困难，将全体儿童与职工平安带到重庆，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1939年，国民党政府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阴谋日益暴露，罗叔章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从事工商界和上层妇女的统战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罗叔章于1942年2月筹款创办了重庆第一制药厂并任经理，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和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抗战胜利后，在南方局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下，罗叔章先后参加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小工厂联合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筹建工作。这三个团体的成立及工作的开展，有力推动了经济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民主运动。

1946年春，罗叔章按照党的指示，从重庆回上海，在工人群众中做组织、发动工作，并广泛接触了上海工商界的上层人士。5月5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召开，通过了致蒋介石、毛泽东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但“下关事件”发生后，罗叔章等人无法在上海继续工作。党组织决定让她撤离国统区，以探亲的名义，乔装进入东北解放区。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罗叔章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上海解放后，罗叔章又回到上海。不久应召北上入京，抽调到新政协筹备会，负责与妇女代表相关的各项准备工作。9月21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林一元

负责联系民革、民促、民联

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上的第八位是林一元。

林一元1906年3月15日生于广东罗定。从罗定中学毕业后，林一元以优异成绩考入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预科班。预备班毕业时，北伐战争爆发。北伐军高昂的革命气势，激发了林一元从军报国的热情。他没和家人商量就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担任团政治指导员。然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让他看清了蒋介石，所以在共产党人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政变时，他坚定地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后，林一元到蔡廷锴任师长的第10师28团任政治指导员，从这时起，他便追随蔡廷锴参加了海南剿匪、中原大战等国内战争。在淞沪抗战、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后，林一元先后在十九路军任驻粤办事处中校主任、第3军政治部主任、48军176师师政治部主任。

全面抗战爆发后，林一元和区寿年随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进入大别山。他向新四军学习，放手发动群众，组建了运输队、担架队、向导队等，在桐城、安庆等对日作战中，林一元领导的战地服务队成了前线部队的得力助手。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在这种情况下，林一元再次追随蔡廷锴，参加反蒋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成立，林一元任民促中央理事会理事，负责广州民促的具体工作。10月，蒋介石邀蔡廷锴到南京会晤。蔡廷锴决定“单刀赴会”，闯一下蒋介石设计的“鸿门宴”，林一元以蔡廷锴秘书的身份一同前往。途经上海时，他们与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在南京，蔡廷锴不仅巧妙地回应了蒋介石的试探，还在特务的眼皮底下，走进梅园新村30号，拜访了周恩来。与周恩来的一席长谈，让蔡廷锴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了继续开展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此行，让林一元开阔了眼界，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林一元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五一口号”发布后，机智逃过国民党抓捕到达香港的林一元，决定前往解放区。经蔡廷锴向中共请示，同意林一元以秘书的名义同行。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林一元等首批北上民主人士，乘坐苏联的“波尔瓦塔”号货轮，在历经多重险阻和突发危险的情况下，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

林一元到北平后，便被抽调到新政协筹备会议会务组，入驻中南海。此时，他不再用化名“林原”而改回本名林一元。他在新政协筹备会担任副秘书长，主要负责民革、民促、民联三个单位的联系工作。

新政协筹备会期间，毛泽东认识了林一元。当时，蔡廷锴正和陈此生、李民欣和林一元等人交谈，见毛泽东走过来，便上前打招呼。蔡廷锴向毛泽东介绍了林一元。初次简短的“照面”，毛泽东就记住了林一元。

在筹备会的最后一天会间休息时，毛泽东招手让林一元坐到身边，详细问起他过去的经历，并谈起对南昌起义和福建事变失败的看法：一个是没有建立根据地，一个是没有发动群众。毛泽东深刻的分析和见解让林一元醍醐灌顶。特别是毛泽东对林一元的关心，更让他感到温暖。在后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期间，两人又有了更深层次的接触，让林一元难以忘怀。后来，林一元将两次与毛泽东的特别交往，撰写成回忆文章——《难忘在中南海的两件事》。

（作者朱彦系陕西省政协研究会会员、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闫树军系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

文字编辑：李冰洁

新媒体编辑：石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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