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骑摩托的“老克勒”

读马尚龙的《上海分寸》，书中提及作家树棻（原名孙树棻）的《上海的最后旧梦》，并说：“我和孙树棻曾经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忘年同事，我们以‘老孙’‘小马’互称。常常见他骑了205摩托进爱神花园，若他还健在，有关旧日上海，他有足够的话语权。”

孙树棻

看到孙树棻的名字，突然想起自己与他有一面之缘。也许是年龄渐长的缘故，自21世纪以来我对旧日上海的兴趣愈发浓厚。于是找遍相关书籍阅读，其中便有孙树棻先生的文字。他笔下的旧日上海生活，绝非东抄西袭、拾人牙慧，而是他过往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涉笔成趣。譬如他对罗宋汤的描写便极为生动：“罗宋大菜的内容是一汤、一菜、一杯清红茶，面包不限量供应……浓郁的罗宋汤中有一块厚实的牛肉，主菜也很厚实，一般是两块炸猪排或两只牛肉饼或三只炸明虾任选一样，价格只和一碗花色浇头面或一客两菜一饭的中式客饭相仿，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工薪阶层前来进餐。逢到假日，也许要连跑上几家才能找到座位。”我曾在作协门口见过孙先生。他身着咖啡色短皮夹克，骑着一辆摩托车，飞驰驶进作协大院，一头银白色头发在风中飘动，十足一副上海“老克勒”模样。我记得那是一辆草绿色的“幸福牌”，开起来声音很响，煞是威风。

孙树棻早在1952年就买了一辆金黄色的哈雷摩托，在上海街头横冲直撞。后来那辆摩托被征购。20世纪70年代末，孙树棻旧梦重温，再次成为拥有私家摩托车的人。他不顾年事已高，时常骑着摩托车在上海街头飞奔。据熟悉他的老上海人告知，孙先生出身于银行世家，但到他父亲那一辈早就家道中落。他父母离异后，母亲带着几个姐姐前往香港，而他则与父亲留守上海。由于父亲雅好皮黄，与周信芳、梅兰芳交往甚密，孙树棻一度是周信芳的秘书，帮他处理与文字有关的事。周信芳先生对年轻的树棻投以青眼，树棻也曾与周信芳次女周采蕰情投意合，但终究劳燕分飞。

树棻早年攻读法律，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地成为一名中学教师，直到不惑之年，方才提笔写作，不想一炮而红，其长篇小说《姑苏春》畅销，继而又改编成电影《特高课在行动》，风靡一时。总之，他身上有着谜一样的传奇。故此，我曾请程乃珊予以引见。

没想到，事有凑巧，没过多久，我便在一家餐厅与树棻先生不期而遇。那日，参加一位长辈生日宴，服务员突然送来一张便笺，上面简简单单写着一行字：“可凡，我是树棻，乃珊说，你想见我，听说你也在此用餐，不知方便过来一叙？”我于是立即起身，跟随服务员来到大厅一个偏僻的角落，站在不远处望去，只见树棻先生正与一位优雅的女性相对而坐，笑语盈盈。

看到我过来，树棻先生热情相迎，并介绍与其共进晚餐的那位女士。我刚想开口，猛然发现眼前的那位女士有点眼熟，转念一想，这不是周信芳先生的女儿周采蕰吗？周家的女儿个个美艳动人，周采蕰更一骑绝尘。周采芹曾在《上海的女儿》一书中专门提及二姐周采蕰的美貌：“她有一种古典美，一张瓜子脸，高额头，大眼睛，像外婆一样挺拔的鼻子和漂亮的双唇。她随便把头发一挽，就显得优雅无比，真让我羡慕极了。她的个子比一般上海姑娘高，但又没有高到让小伙子望而却步。她举止端庄，紧身旗袍显出苗条的身材，高领口衬托着优雅的脖子，简直完美无瑕。她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被称为‘石膏美人’。她的同伴们多年后回忆起她当年的美丽，仍赞叹不已。”数十年风霜雨雪，似乎并没有对这位当年的“石膏美人”有任何侵蚀，她依然气度不凡。所以，我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猜错，您一定是周阿姨，‘石膏美人’的雅号名不虚传。”见我认出了她，采蕰女士满心欢喜，于是我们三人落座，随意交谈。我问树棻先生如何看待如今的怀旧热潮，不想，树棻先生如此回答:“我并不觉得旧上海有什么好的。现在有些喜欢怀旧的上海作家，他们其实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是什么样的日子？日本宪兵、汉奸、国民党特务、黑帮，一片腥风血雨，更不用说夹缝中讨生活的贫民。即使像我家这种殷实之家也成天提心吊胆，毫无安全感可言。自打我懂事后，看到的上海是一个战乱社会。几家欢乐几家愁，实在没有什么‘旧’值得怀念。所以我不怀旧。”乍听此言，颇感惊愕，直到后来我细读树棻先生的文字，才真正理解。他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移除滤镜，用冷峻、客观的眼光审视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孙树棻（左二）与家人

文坛“孟尝君”

孙树棻先生身高足有一米八，腰板笔挺，风流倜傥。相比之下，同样出身于银行世家的魏绍昌先生顶多一米六，常年身着深藏青中山装，脸上皱纹密布，戴一副像啤酒瓶底那样的深度近视眼镜。观其外表，没有人会猜到他是有着一肚皮学问的文史专家。

魏绍昌（后排右二）与亲友

魏先生对《红楼梦》和鸳鸯蝴蝶派颇有研究，家中藏有多种民国出版物。作家苏青去世前想再读一遍自己的小说《结婚十年》，家中没有，便向他借阅。后来，王家卫来沪收集海派文化资料，也专门向他请教。按老报人秦绿枝《师友追梦》中所讲，魏先生的父亲曾任上海中汇银行副总经理，他后来也进入金融界，凭借“银行小开”的雅号热衷结交文人雅士。后来他进入文化界，有机会得以认识像叶以群那样的进步作家。

记忆中我与魏先生的相识可以回溯至20世纪90年代。东方电视台组织全国戏曲名家绝技绝活汇演，魏先生来商城剧院找我，并以《文心雕犬》和《戏文锣鼓》两册随笔集相赠。魏先生那时虽已年逾七旬，但“小开”本色不改，总爱隔三岔五邀请文化艺术界人士聚餐。承蒙魏先生厚爱，我也有幸参加过几回。

魏先生组织饭局从不马虎，人员组成都有讲究。譬如1992年京津沪京剧名家汇演期间，他邀请李蔷华、李丽芳、李慧芳、李炳淑、李长春以及李崇善等李姓京剧名家聚餐；为欢迎好莱坞明星卢燕来沪，他专门邀请名字中带“燕”字的女演员共襄盛举；还操办过一次“六同”晚宴，参与者中有的与他同姓（出版家魏同贤），有的与他同名（翻译家钱绍昌），有的与他同年（作曲家朱践耳），有的与他同乡（导演谢晋），有的则是与他同事（作家王小鹰），可谓煞费苦心。不过，规模最为盛大的一次活动，则是为画坛“四老”谢稚柳、唐云、吴青霞、张乐平祝寿。

魏先生肖犬，故对肖犬的文化界人士格外关心。谢、唐、吴、张“四老”同庚，出生于1910年，均肖犬，而陪客也都是上海文化界一时俊彦，如王元化、张瑞芳、秦怡、白杨、蒋孔阳、濮之珍、刘旦宅、谢晋、白桦、梁谷音等。白桦先生以《盖以犬为题》记录了那次盛会。据该文记载，晚宴在和平饭店举行，开席之前，四老合作一张丈二匹巨幅画作。吴青霞最年长，率先开笔，挥笔画了一丛牡丹；紧接着谢稚柳补一摞山石；唐云则绘就几株墨兰；张乐平因病手抖，但也努力在山石旁补了一枝灵芝草；刘旦宅锦上添花，在牡丹丛中又插了两朵；张瑞芳的丈夫严励添了两只嗡嗡飞鸣的蜜蜂……

朱博泉

穿长衫的留美博士

在魏绍昌先生组织的文化界聚会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为杂文家何满子先生所举办的寿宴。那日，我和袁鸣录制完节目，匆匆赶往晚宴举办地扬州饭店。刚一踏进包房，只见一位白发长者起身拱手，连说“失敬，失敬”。他就是当日寿星何满子先生。

我与何老的相识可说是“不打不相识”。起因是我在一档采访葛优的节目中谈及作家王朔，并予以较高评价。没想到，这激怒了何先生。没过多久，他在一张大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给予批评。我当时刚过而立之年，从未见过如此阵仗，顿时慌了手脚，急忙向另一位杂文家郑拾风先生求救。拾风先生善解人意，以平静的口吻说：“满子耿直，对事不对人，我会和他说的。”所以才会出现刚才那个场景。

待坐下后发现，座中除了张瑞芳老师，还有两位长者我并不熟识。经魏先生介绍，这才知道，一位是文学评论家贾植芳教授，还有一位则是金融奇才朱博泉先生。朱先生一生横跨三个世纪，命运多舛，却能看淡一切波折与磨难。在他那清瘦的脸上，我看不到一丝风霜，有的只有静穆和平和。老人家说话轻声慢语，吃东西也细嚼慢咽。但手指依然灵活，可以用筷子将一颗花生稳稳拿捏住。从谈话中得知，朱先生毕业于沪江大学，后赴美国深造，获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即进入银行业。年仅30岁就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稽核和业务局经理。后来从程乃珊的《大宅门里出来的银行家》一文中得知，朱先生雅好文艺，与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颇为熟稔，还创办过电影刊物，与胡蝶、陈燕燕、金焰等人往来密切。

晚年朱博泉

那次聚会后不久，我特意去朱先生家拜访。记得朱先生的家在天山四村，一幢略显简陋的老式工房。虽然房间逼仄，也几乎没有任何装修，但朱先生很乐观，说相比过去住了十数年的棚户区，如今有煤气和抽水马桶，已经非常满足。后来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又增配一间房给他。通常来讲，人们习惯将两间房布置成卧室与客厅，但朱先生决定将另一间房改建成洗手间，内设淋浴与浴缸，这样便可以每日边听音乐边洗浴，然后，裹上浴巾躺在一把藤椅上冥想或喝咖啡。

1997年香港回归前，我又上门前去采访朱先生，请他回忆他与香港友人的交往，他思维敏捷，表达清晰。2001年，朱博泉先生以104岁高龄，走完了漫长的人生之路……

No.1先生

和上述三位“上海先生”不同，张宗宪这位“上海先生”没有显赫的家世、亮丽的学历。他出身于一个普通古董商人之家，但凭借着street smart（街头智慧）在香港古董界闯出一番天地。张宗宪出生在上海，读书时成绩永远在“可”与“中下”之间徘徊。

20世纪50年代，他怀揣24美元、一两黄金以及一只鼻烟壶南下去香港讨生活。凭借跟随父亲学得的古董生意经以及特有的聪明伶俐，很快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站稳脚跟，不久还开设了属于自己的古董铺。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在伦敦首度见识了拍卖这样一种古董交易平台，便关闭了香港的古董铺，转身成为游走于世界古董拍卖行的Art Dealer（艺术经纪人），为古董收藏家寻觅宝贝。他为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家拍卖公司入驻香港厥功至伟。待内地拍卖市场兴起，他同样鼎力支持。

张宗宪

张宗宪先生的英文名为Robert Chang，我们开玩笑称他为“萝卜张”。“萝卜张”参加拍卖永远持No.1，身着色彩鲜艳的条纹西装，头戴爵士帽。拍卖过程中，他有时将No.1牌高高举着，有时只用一支派克金笔表达拍卖意愿，或者干脆微微抬一侧眉毛，示意拍卖官。“1号先生”的美誉传遍全球各大拍卖行。有人戏言，如果拍卖时“萝卜张”迟到，拍卖官也会耐心等待，见到他出现，才启动拍卖流程。

张先生的专长是鉴定瓷器，那些价格不菲的官窑瓷器，他只要看一眼，便知优劣。他曾为妹妹张永珍在苏富比拍卖行以4150万港元拍得一件绝世珍品，那就是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并和妹妹一起推动将此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我有幸应邀主持了这一捐赠仪式。

作者（左）与张宗宪

我和张先生相识是由程十髮先生引荐。张先生过去极少碰字画，认为其中奥妙无穷，难以一窥真相。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突发奇想，杀入书画领域，拍得大量近现代精品。得知我也喜欢收藏书画，他跟我说收任何藏品必须要具备“真、精、心”三个标准，而且还要谨记十二字方针，即“看得懂，买得到，捂得牢，卖得掉”。他所藏字画颇有意趣，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那张齐白石的《蝇》。此画尺幅很小，齐白石用精微的笔墨绘就一只苍蝇，旁边尚有99字题跋，句子也写得俏皮。譬如“此蝇比苍蝇少（稍）大，善偷食，人至辄飞去，余好杀苍蝇而不害此蝇，感其不搔（骚）扰人也。”

“萝卜张”平常爱交朋友，一到上海便呼朋唤友，相聚神聊。他会讲年轻时所做荒唐之事，也会聊自己情感上的波折。由于常年独自生活，上海花园饭店底层咖啡厅便是他的会客厅，各方朋友都会不约而同来到这里。后来，他在苏州购得一座清代园林，将其修葺一新，命名为“张园”。2004年，我去苏州探班白先勇先生青春版《牡丹亭》，曾请白先生往“张园”品尝苏州菜，令白先生喜不自禁。

当然，作为商人的张先生也有其精明之处。有一回，我太太看中香港某拍卖行的一件拍品，拜托张先生代拍，张先生慨然应允，并仔细询问细节，譬如反复确认究竟哪一件拍品，可接受价格范围是多少。拍卖当日即将入场时，他又从香港打来电话，再次确认。大概一周后，张先生将拍品带来上海，亲手交给我太太，但也不忘似真似假地说一句：“这次算是帮朋友忙，下次可是要收佣金的哟！”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他的表述，但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份是Art Dealer，佣金则是其劳动所得。其实，“萝卜张”对古董和金钱的观念是极其通透的。他去世前将自己收藏的55件铜胎掐丝珐琅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看待生命，他也同样通透。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人一定要永远工作，一刻不能停歇。即使退，也不可休。每天早晨眼睛一睁，发现自己还活着，就要过好每一天，做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人”。而如今，“萝卜张”终于无法再次睁开眼睛，打量心爱的古董，以及这个美丽的世界。张先生弥留之际，有人去医院看他，竖起大拇指，大声在他耳边说道：“你是永远的No.1。”他笑了，喃喃自语：“No.1。”

有人说，上海这个地方可以产生一种“奇异的智慧”，我记忆中的每一位“上海先生”也都是智慧者，他们也许未必完美，却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浮过生命的海，留下些许与众不同的印迹。

原标题：曹可凡：记忆里的“上海先生”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黄玮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