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艳

　　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史研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已积累了宏富的成果。因全球史研究和“一带一路”两个潮流的推动，海洋史研究成为中国历史研究近三十年进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认清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具有哪些基本特性，这对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管控下民间力量发挥着主体作用

　　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发展中，民间力量发挥着主体作用，官方直接经营的海洋活动相对有限，但在王朝体制下，官方对民间海洋活动有很强的制约力。以农立国体制下，国家财政来源除宋代以工商业收入为主外，其他王朝都主要依赖田赋。这使王朝国家缺乏主动开拓海洋市场的经济动力。官方以盈利为目的的直接下场经营海洋贸易，仅见于元代的官本船贸易，断断续续推行了三十多年，是由官方出钱出船，委托商人经营的一种官本商办海外贸易模式。而其他王朝，包括相对重视海外贸易财政意义的宋代，官方并不直接经营海外贸易。

　　官方海洋活动主要是构建天下秩序。天下秩序主要实现方式是“四夷来朝”，官方向海外遣使并不多。最著名的海外遣使是明代郑和下西洋。这些遣使活动主要出于构建朝贡秩序和宣扬国威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推动着贸易的发展。一方面，不论接待朝贡，还是出海招徕朝贡，都伴随着实质性的经济交换，即贡赐贸易，常骏出使赤土国，宋太宗遣使都是如此。特别是郑和下西洋兼具朝贡、贸易等多种目的，并对亚洲海洋贸易和全球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民间贸易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主要形式。汉唐时期，因法律上禁止本国人经营海外贸易，中国民众的海洋贸易主要是近海贸易，海外商人是中外贸易的主要力量。宋代开始，中国商人成为中外海上贸易，以及亚洲海洋贸易中的主导力量之一，即使明代实行海禁时期也是如此。

　　包容性和开放性

　　中国古代官方海洋活动的天下秩序构建以政治目的为主。天下秩序包含的核心观念是“华夷一统”和“天下一家”。在这一观念下，历代对海外诸国的态度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首先，始终允许外国人来华，即使明及清初海禁时期，也允许外国朝贡使节来华。其次，在华夷“皆朕赤子”的逻辑下，海外来华者受到优待，如唐宋时期设立蕃坊，允许在华居住、通婚，保护其财产和经营，部分人还被授予官职，甚至设立宾贡进士科，允许参加科举。最后，包容海外传入的不同宗教和文化，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祆教等诸多宗教随着海商贸易传入中国，特别是宋元时期的泉州成为多种宗教汇集之地。明及清初天主教也通过海路在中国广泛传播。

　　同时，以民间海洋活动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具有很强的开放特性。渔盐、航行、贸易，以及为海上贸易牵动的手工业和商品化农业等民间海洋性生计，都具有结构单一的特性，使得交换成为滨海民众内在需求，贸易逐步成为滨海民众最重要的生计，因而民间海洋活动具有天然的开放性。此外，亚洲海洋贸易不断发展，对经济水平领先的中国的贸易需求也日益强烈，与沿海民众海洋性生计增长共同构成推动中国王朝海洋贸易政策总体上走向开放的内外动力。

　　此外，以农立国体制和天下秩序取向同时也使海洋政策开放性受到限制。首先，导致王朝海洋政策曲折波动。汉唐时期禁止本国民众经营海外贸易，明及清初实行海禁政策，清朝开禁后依然推行限口通商政策。如南宋那样，实行功利主义贸易政策，对国内外商人及市舶官员的管理唯扩大贸易规模和增加财政收入是求的开放性是特殊的现象。其次，朝贡关系下的海洋政策以华夷观念为绝对原则，中国与海外诸国间是等级制秩序，持不与蛮夷争利的观念，使中国与海外诸国不可能建立国家间的对等贸易关系，从而限制海洋政策的开放性。

　　和平性和互利性

　　中国古代海洋贸易以民间贸易为主体，使得和平性成为海洋贸易的基本特点。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前，亚洲海域的贸易伴随着竞争，也有武力冲突，但总体上都以民间和平贸易为主。在亚洲贸易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阿拉伯商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商人，都以民间商人身份，而非国家力量参与贸易。

　　古代中国王朝与亚洲海洋诸国官方交流中，和平交往也是基本方式。中国古代海权史专家罗荣邦认为，自南宋开始至明前期的三百年间，中国成为“海上强国”，中国的海上力量超越了邻国。但是，中国古代天下秩序追求主要通过贡赐贸易实现，以其经济文化发展优势和“厚往薄来”，吸引海外诸国，而非殖民开拓。海防制度是防御性的近海防御和海岸防御。南宋建立的系统海防制度在制度和观念上都是海岸防御，明清的海防体系和取向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天下秩序是多层次、多制度的模式，与海外诸国朝贡关系构建更是主要采取贡赐贸易的和平交往方式。

　　贡赐贸易的本质是中国古代王朝利用自身经济文化领先优势，以利益吸引海外诸国按照中国规定的朝贡礼仪展开交往。清乾隆皇帝给英国的“敕谕”称“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因而准许开市，“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这表达的即是历代一贯的与蛮夷共利的逻辑。事实上，中国古代与海外诸国的交往得以不断发展，正是以共享文明成果为基础的。古代亚洲海洋贸易基本是中国的瓷器、丝绸、铁器、铜钱等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香料、珠宝、犀角、象牙等资源性商品的交换。这是技术水平差异和地理环境差异而导致的互补性贸易。日本、朝鲜半岛、安南，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还将制度、文化更为成熟的中国作为学习榜样，吸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成果。正是基于共利的需求和机制，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交往不断发展。边缘性与区域性

　　中国古代海洋文明滋生、发展于王朝直辖疆域边缘的沿海地区，使其在地理空间上具有边缘性。海洋文明的边缘性更是国家治理模式决定的。自汉武帝改制以降，王朝国家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意识形态，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居于陆地沿海地区的民众基本上被纳入这一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发展历史正是海洋文明从边缘融入和影响中心，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并赋予国家治理多元取向，即农业和商业、陆地与海洋不同路径融合的过程。

　　海洋文明发展的滨海地域有着不同于内地的区域特性。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滨海地域“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易于接受外来影响，具有政治和文化特殊性。历史学者鲁西奇也指出了汉唐时期滨海地域人群与国家关系不同于内地的区域特性，认为因为生计方式和地域文化差异，滨海地域“上岸”“入海”“浮海”人群与王朝国家有不同的关系，其发展取向和王朝国家的治理方式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而宋代以后，随着沿海地区海洋性生计较快发展，形成了向海谋生为基本驱动力的生计结构、经济结构及观念信仰，部分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表现出日益鲜明的海洋性地域特征。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