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后,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余秋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坚决落实关于整顿经济各部门的指示。江青却借口电影《创业》是为余秋里“树碑立传”而企图打倒他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余秋里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同年2月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他在讲了各位副总理的分工以后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按照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坚定地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了整顿。余秋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坚决落实关于整顿经济各部门的指示。
正当经济工作迅速好转的时候,江青再一次制造事件,把矛头指向余秋里。
197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以20世纪60年代初开发建设大庆油田为背景,展现工人艰苦创业精神为主题的故事影片《创业》。影片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时,获得了文化组成员的一致好评。身为文化组副组长的于会泳激动地说,“《创业》是部好影片”,“是文化大革命又一个巨大的成果”。经文化组讨论决定,正式呈文上报中央,请示将这部影片于1975年春节在全国上映。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和掌管宣传舆论大权的张春桥、姚文元,虽然还没来得及审看影片,却都批示了同意,江青也在报告上画了圈。
1975年春节的大年初一,《创业》在全国各地上演。影片塑造的英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不信邪、不怕压的豪迈气概,深深感动了广大观众。
但是,正当更多的人要去看《创业》的时候,这部电影却停演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近几年,一些文章陆陆续续揭露出来一些内幕,特别是园丁同志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一些情况,使大家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园丁的文章说:
大年初二,一个紧急电话把于会泳等人召集到钓鱼台17楼(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办公、居住之处)。
江青见到他们劈头就问:“《创业》这片子这么糟,你们为什么批准发行?”
于会泳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回答说:“我们向中央打了请示报告的。您也画了圈的……”
江青的火气更大了:“画圈又怎么啦?芽画圈不等于同意!”她指着于会泳说,“你,吹捧得最厉害,跟我说这部片子这样好,那样好,这是部什么东西!”接着就对《创业》一通数落,在场的于会泳等人这才明白,江青对《创业》不满的关键,是其中有党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的情节。江青说:“你们知道吗?芽当年这‘两论’,是谁叫送的,是刘少奇!把这个情节搬上银幕,是美化刘少奇!还有,当年主持油田会战的总指挥是谁?是余秋里、康世恩,全是走资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涂脂抹粉、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吗?还是文元同志的眼光敏锐,一下子看出了《创业》的要害!”
此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经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已正式组建为文化部。于会泳被任命为文化部长,浩亮、刘庆棠为副部长。挨了江青批评的于会泳等人,回到文化部立即召开了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的紧急会议,并以文化部的名义,当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通知:对《创业》不再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电视广播停止播放。同时,由于会泳亲自执笔写检查。这份检查,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写了对《创业》的十条意见。江青又要求召集文化部系统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由于会泳当众宣读这份检查,以吸取教训。关于《创业》的风波,由此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
江青发难
于会泳等对《创业》的十条意见中,最主要的一条是“较明显地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
那么,写真人真事写了什么人呢?芽《十条意见》中列举了影片中主要人物的一些警句,如:“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
“我们的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上马的。”
“要重视第一性资料,我们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建设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
“国家没有油,国家有压力,咱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分担这个压力。”
只要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会知道,这些话是余秋里在大庆会战时曾经说过的。如果这一些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下面这一条则是再明确不过了:“要观大局,辨风向。”
《十条意见》说:这是×××在1959年21期《红旗》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经查阅,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正是余秋里,题目是《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江青看来,余秋里是“走资派”,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现在,有了《十条意见》列举的材料,《创业》是为余秋里“树碑立传”的罪名就可以成立了,她梦寐以求的“打倒余秋里”似乎就可以实现了。江青杀气腾腾地说:“要查一查背景,不论涉及到任何人和事都没有关系。”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所谓“查背景”,就是追后台。
余秋里听到江青对《创业》横加的罪名,知道矛头又是对着他来的,但他很坦然。因为他对拍摄《创业》一事一无所知,既没有人向他报告,也没有人采访过他,更没有批过一分钱的经费。影片拍成以后,也没有看过,要想把他打成“后台”,岂不可笑?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了批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邓小平说:“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
在这以后,《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直接送毛泽东,另一封送邓小平转报毛泽东。他以艺术家的良心和无所畏惧的勇气,说明了《创业》的创作过程。他在谈到所谓写真人真事时说:“剧中使用了一些某领导同志讲过的语言,但这些话有的是从群众中来的,又是直至今天还为广大石油工人共同使用着的,怎么能认为这些话是要宣扬某领导同志呢?”
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转来的信,看过信以后,他调来了《创业》,分两次看完了这部电影。当时在场的同志事后说:毛泽东看到某些镜头时,眼中噙满了泪水。
7月25日,毛泽东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的批示,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长期受“四人帮”压制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一下子爆发了出来。8月8日,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贴出一张大字报,以犀利的笔锋,尖锐泼辣的语言,批驳了“四人帮”强加给《创业》的十条“罪状”。
江青看到张天民的信和李春光的大字报以后,非常恼火。1975年9月,在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把《创业》剧组的人员叫到大寨。她对张天民破口大骂:“张天民你告了刁状,谎报了军情,老娘要教训你!”还说,“现在对文化部攻得很厉害,我给顶着,老子不怕!”
虽然江青大施淫威,但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在,她终于未敢也未能掀起大的风浪。她想通过批《创业》整倒一些人的罪恶目的也未能达到。■雷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