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
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 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中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 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李鸿章(1823。2。
15-1901。11。
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
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
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
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
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
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
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
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开始发迹,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晚清重臣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以说弱国无外交。在慈禧领导下的清帝国是怎样的一副烂摊子,当时李鸿章集要职于一身,面对列强的要挟,也绝非以前所说的那样,处处以“卖国求荣”。
所以说风雨飘摇的大清国,需要这样的一位“裱糊匠”。
晚清重臣李鸿章,尤其是关于他后期外交上的功与过,一些学者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我们印象中的看法,很耐人寻味. 北洋大臣李鸿章一生多次参与与外签约,其中,他的确软弱妥协、卑躬屈膝过.这是长期以来的“盖棺定论”.但李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生活在世界形势巨变的大环境下,他有自己的苦衷和无奈,很多时候,却让他背负了一个朝廷的罪过. 李氏一生有不少大举措,近代工业、军事、通讯、教育,都有涉及,许多地方值得肯定.比如兴办洋务.甲午中日战争中,他苦心经营的淮军和北洋舰队首当其冲,随后在那场完全不对等的马关谈判中,他遇刺中弹后说:“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为尽量减少赔款,他苦力相争,后几近声泪哀求,其情其景,令人感慨,“戎马压境之际,忍心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亲历其景者.”(梁启超语)《南方周末》经常会有一些对历史人物的多方位评介,这种力图还原史实的努力,深得我心,因为,历史很难“盖棺定论”,定论往往遭遇尴尬.施主,我看你骨骼清奇,器宇轩昂,且有慧根,乃是万中无一的武林奇才.潜心修习,将来必成大器,鄙人有个小小的考验请点击在下答案旁的 "选为满意答案"。
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中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
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
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
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
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
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具地讲,中国落后于日本在于政治制度方面,在于国民万众一心的勇气和探索精神。
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曾在汉、唐时一个也不少啊。其他微观因素还有:第一是连年的灾害,这不得不令翁同和将海军的军费压缩,而去救灾(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与李鸿章闹个人意见!!翁与李个人关系很好。
翁有许多次求助于李,李全部答应。)。
第二,中国的国家和政局不稳,每十年有一次战争,或对外或对内,而且每次要选在太后万岁之时,这也是令太后不愉快的事情。中国的国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来填补军费等开支。
第三,国民素质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还是太低。教育的内容还是二千年来的科举制的内容,虽有一些经世致用的内容,但与当时的泰西诸国的科学比较,显然落后几百年。
第三,国民没有爱国热情,在满人当政汉人受压迫的年代,汉人是不会真正替满人出力的,一切唯满人的意志而决定,汉人逆来顺受,虽然在洪杨之后,有曾,李,左等大臣拥兵地方,但号召全国显然力所不能。所以李鸿章所倡导的事业也只能在北洋和南洋有开拓性的进展,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动静或很少动静的。
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阶层没有紧迫感,李鸿章再急,也无济于事。还没有一个奋勇争先的官僚阶层为中国的奋起而努力。
这点日本较中国强几十倍。第六,即使像李鸿章这样真正看世界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晓世界大事。
所看的世界以实用性为主,如军事,如实业,如教育等,没有看到法律,科学,政治制度,种族关系这些在背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种族体制、社会的法律的体制。
所以孙中山对李鸿章虽属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这一缺陷。第六,中国传统文人与官吏所具备的美德束缚了李鸿章等人的手脚。
他们唯知忠君报国,不论上面的决定是好是坏,总是唯命是从,一切不敢抗命,与孙文一代比,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重大缺陷。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甲午战争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
李鸿章失败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周游世界。他是中国人中走得最远,走得国家最多的中国文人与官吏。
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这些欢呼中保持了冷静和尊严。
他更加广泛地了解了泰西诸国的政治,经济,工业,人文,治世之道。与俄国建立了联盟,也以实业做诱饵,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国的好感,来华投资者渐多。
李鸿章自身失败了,但他的的事业并未全败,又被他传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比李鸿章强的一点是非常有头脑,有决心,有毅力,有勇气,有规划,所以能最后成功。
但这成功的起点当是起自曾国藩,继自李鸿章。这三人相辅相成,谁也不能少掉谁。
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起自林则徐,也可以说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说是起自曾国藩和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不是完人,世间本无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谈。
李鸿章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不在于他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而是找到了使中国强盛的事业,并选择了继承者,将这一事业传接下去。这也是李鸿章留给中国的最有意义的遗产。
我们评价李鸿章,不需要无聊地替他的失败去辨解,去掩饰,去粉刷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去无端指责他的失败,更无需很无聊地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事情就去逗弄八哥的人,没事就去取悦太后和皇上的人,没事就与小女人嘻嘻哈哈的人,没事就与翁同和在大殿上嚼舌头的人。 李鸿章是中国的文人与官吏。
有中国文人与官吏的主要特征与缺陷,也有中国人的骨气,智慧,胆略,见识。我们应该把他做为中国人的一部份,去理解他,去批评他,去赞扬他,也要去爱护他,纪念他。
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
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要达到某个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得一无是处。
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对历史人物评价,也不能为现时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
搞顺我者荣,逆我者亡。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
是事实,不是面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而不但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