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祖籍浙江绍兴,1891年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6岁蒙馆,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
1910年靠教会资助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1921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
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 ,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营救七君子。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
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以上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
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
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
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
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当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
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当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
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这期间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
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
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但是,开展乡村教育决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
因此,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
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
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
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
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
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
这时候,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
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和许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
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
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
他在重庆创。
一说陶行知,在中国的教育界几乎无人不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在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出生,1946年7月25日因患脑溢血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按现在的话说,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就英年早逝,憾别人生,的确让人惋惜。
但陶行知的故事,却一直在流传。 有一次,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
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接着,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
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
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
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
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赶走和打跑。” 有一天,陶行知看到一位男生欲用砖头砸同学,就将其制止,并责令其到校长室。
陶行知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情况回到办公室,见男生已在等他。陶行知掏出一块糖递给这个学生,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按时来了。”
接着又掏出一块糖给男生:“这也是奖给你的,我不让你打人,你立刻住手了,说明很尊重我。”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果。
陶行如又说:“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陶行知遂掏出第三块糖给他。
这时男生哭了:“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说:“你已认错,再奖你一块,我的糖分完了,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这是两个看似简单,但却是一般的家长和老师都做不到的事情。陶行知善于用多角度思维从犯错误的孩子和学生身上找出其优点和闪光点。
并且善于用他们身上的积极情感克服和战胜消极情感,充分挖掘其内在诱因,变破坏为创造,变落后为先进。 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
有一天下大雪,当陶行知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怕影响老师讲课和其它同学学习,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
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 陶行知有两句重要的名言,一句是:“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另一句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中去,确实做了一件“大事”。而他自己,却“不带半根草去”。
只留一世英名,光照中华大地。
陶行知先生祖籍浙江绍兴,1891年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
6岁蒙馆,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 1910年靠教会资助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
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
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1921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
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 ,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
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
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营救七君子。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 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
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
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以上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拜人民为老师
早在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陶行知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理论,教导师生们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
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起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接着,他讲了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喜欢做实验,被学校开除以后,在他母亲的引导下,逐渐成为发明家的故事。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打跑、赶走。”
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我可不识字。”木匠慌了。
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我第一个向你学。”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
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你们看写得如何?”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3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50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
姚文采是陶行知的同乡,陶行知请他到晓庄学校教生物课。第一次上课,陶行知就让他先把书本摆到一边去,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姚老师教了10多年生物课,从来没有不带书本去上课的时候,他弄不懂陶行知是什么意思。傍晚,他看见陶先生与两个叫花子在亲热地交谈。陶先生和那两个人谈完话,就叫学生领他们去洗澡,然后告诉姚文采:“这是我从南京夫子庙请来的两位老师,来教大家捉蛇。晓庄附近有许多蛇,经常咬伤人,让蛇花子来教大家捉蛇,你看怎么样?”姚文采没说话。蛇花子开始为晓庄师生上生物课了,课堂就在山里。几天以后,最胆小的女孩子也敢捉蛇了,她们说:“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呀!”大家还懂得了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快,蛇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以及蛇是老鼠的克星等知识。姚老师终于理解了陶先生的用心。他带领学生采集标本;把挖草药的老农请来教认草药;请种花木的花匠来教种植花木的方法;请中国科学社的专家来教怎样辨别生物科别及定学名。晓庄附近的花草树木都挂起了学名牌,生物课从此上得生动活泼。
陶行知身为高等学府的教授、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却没有一点架子,时时注意拜普通的劳动人民为老师,他是我国千百万教师的楷模,更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驱。
陶行知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
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主张教学合一。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
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
1931年春,他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
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
为抗日救亡、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38年8月,陶行知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
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55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集中了古今中外教育家的思想精华,奠定了我国人民教育家的改革和发展的思想基础。“生活教育”学说,内涵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
陶行知逝世时,宁庆龄称他是“万世师表”。他学识丰富,人格高尚,堪称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是人民教师的楷模。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陶行知的故事 一说陶行知,在中国的教育界几乎无人不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在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出生,1946年7月25日因患脑溢血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按现在的话说,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就英年早逝,憾别人生,的确让人惋惜。
但陶行知的故事,却一直在流传。 有一次,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
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接着,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
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
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
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
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赶走和打跑。” 这是个看似简单,但却是一般的家长和老师都做不到的事情。
陶行知善于用多角度思维从犯错误的孩子和学生身上找出其优点和闪光点。并且善于用他们身上的积极情感克服和战胜消极情感,充分挖掘其内在诱因,变破坏为创造,变落后为先进。
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陶行知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
他怕影响老师讲课和其它同学学习,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
陶行知有两句重要的名言,一句是:“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另一句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中去,确实做了一件“大事”。
而他自己,却“不带半根草去”。只留一世英名,光照中华大地。
陶行知先生一次别开生面的演讲 陶先生非常善于演讲,他的语言幽默风趣,生动形象,谁听了都会被他深深吸引,为他演讲中强大的逻辑力量所折服。在他一生无数次的演讲中,有一次别开生面的演讲,更是令人拍案叫绝,直到今天仍然令人回味无穷。
那是陶行知1938年在武汉大学做的一次演讲。那一天,大礼堂里挤得满满的,不仅全校师生都来听,连附近学校的师生和各界人士都闻讯赶来。
他们都知道,陶行知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都想来一睹他的风采,并听他说些什么。 会议开始后,有几位先生先后上台作了演讲。
轮到陶行知时,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夹着一个皮包走上了讲台。
他戴着眼镜,穿着西服,未曾开口,先向全场扫视了一遍。大家屏息凝神,都望着他,等他开口说话。
有的人还打开速记本,准备把陶行知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陶行知并没有讲话。
他从包里抓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公鸡喔喔地乱叫。
台下听众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接着,陶行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米,放在桌上。
他左手按住鸡的头,逼它吃米。鸡直叫不吃。
陶行知又掰开鸡的嘴,把米硬塞进去。鸡挣扎着仍不肯吃。
接着,陶行知轻轻松开手,把鸡放在桌子上,自己后退了几步。只见大公鸡抖了抖翅膀,伸头四处张望了一下,便从容地低下头吃起米来。
这时,陶行知说话了:“各位,你们都看到了吧。你逼鸡吃米,或者把米硬塞到它的嘴里,它都不肯吃。
但是,如果你换一种方式,让它自由自在,它就会主动地自己去吃米” 陶行知又向会场扫视了一圈,加重语气说:“我认为,教育就跟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习,把知识因硬灌给他们,他们是不情愿学的,即使去学也是食而不化,过不了多久,他还会把知识还给先生的。
但是,如果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陶行知讲完,把公鸡装进皮包,又向大家鞠了一躬,说:“我的话讲完了。”便退下场去了。
听众们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但只是过了一会儿,会场上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很多人边鼓掌边喊:“好!陶先生讲得好!讲得好!” “四块糖”——陶行知学校管理艺术 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友的学生,是学校中颇有名气的“孩子王”,经常惹是生非,屡生事端。一天,陶行知看见王友用土块砸一个同学,当即制止了他,并叫他放学后到校长室来。
放学之后,陶行知从外面办事回来,远远地看见王友在校长室门前徘徊等候,于是,他赶紧把王友请进校长室。 进入校长室后,陶行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给他,带着歉意的语气说:“这块糖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了,而我却迟到了。”
王友用疑惑的眼光看了看校长,迟疑地接过糖。这时,陶行知微笑地看了一眼他,想了一想,又掏出一块糖来递给他,说道:“这块糖也是奖励给你的,是因为我不让你砸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听我的话,很尊重我。”
这时,王友神态紧张,愈发不安起来。接着,陶行知就像变戏法似的又掏出一块糖来,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调查过了,你用泥。
有一次,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
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接着,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
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
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
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
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赶走和打跑。” 有一天,陶行知看到一位男生欲用砖头砸同学,就将其制止,并责令其到校长室。
陶行知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情况回到办公室,见男生已在等他。陶行知掏出一块糖递给这个学生,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按时来了。”
接着又掏出一块糖给男生:“这也是奖给你的,我不让你打人,你立刻住手了,说明很尊重我。”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果。
陶行如又说:“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陶行知遂掏出第三块糖给他。
这时男生哭了:“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说:“你已认错,再奖你一块,我的糖分完了,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人民教育家。他有一句名言:“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非常重视国民教育,认为“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因此,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
1923年,他组织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奔波于全国十几个省市,致力于平民教育。他把《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送到平民百姓家里,劝家家户户都要识字读书。他活动的经费多数都是自己写书得的稿费。
1927年,陶行知办起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活动。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武力封闭了这所学校,还通缉陶行知。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继续推行中华普及教育运动。
1939年7月,中国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在普修课外,为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开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课,培育人才。这个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当时政治形势紧张,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陶行知经常要为募集资金四处奔波,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