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
《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
《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
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提起这首词,人们都会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罗贯中编著而成的。由题目可知,这部小说是依据《三国志》写的,但是不向正史那样庄重,而是古代的白话文小说。
与《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变得艺术性更强了。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来点评一下这部66万字的名著。
一、真实与虚构演义与正史的最大区别就是,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小说。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确是这样。
但是虚构,使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虚构,而不是随便那段史实就可以拿来虚构的。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史书上并没有写这件事。
又如,关于单刀赴会见鲁肃,史书上写的是鲁肃单刀赴会见关羽。类似的例子当然是数不胜数。
读过之后,稍做分析,可知这些虚构的情节,大部分是为小说描述的一个个人物作铺垫的。因为,如果仅仅是象正史中所说的塑造真实的人物,有些人物就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观相违背了。
而且,作者在虚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情节的合理性、连贯性,而不是生硬的去虚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过之后,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总之,作者在这方面的写作是相当成功的,而且这些情节也表现了作者的一部分主观愿望。
二、神化与丑化《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而是正史经过加工后的人物,这其中就有被神化的人物和被丑化的人物。被神化的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诸葛亮和关羽了。
诸葛亮被神化的地方是“未卜先知”,关羽被神化的地方则是“忠”“义”。下面,我想简单比较一下作者为什么着重的神化这两个人。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而朱熹以前的观点,从陈寿开始大部分都是以曹魏为正统。
自朱熹之后,君王、大臣、百姓也开始接受朱熹的观点,原因就是这种观点是符合儒家思想,并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罗贯中也是同意朱熹的观点的。
所以他神化的人物大多是忠于“汉室”的。这其中,作者又把诸葛亮写成了“智”的化身,把关羽写成了“忠”“义”的化身。
这也就是为什么受《三国演义》的影响,道光年间的统治者曾给关羽长达三十余字的谥号了。至于丑化,基本是对神化而言的。
比如周瑜,历史上是英雄早逝,《三国演义》却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忌贤妒能的人。丑化大部分都是为神化作映衬的。
三、人物与线索《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便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比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义胆忠肝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忠厚老实的刘备、勇谋兼备的赵云、狡诈多疑的曹操、忌贤妒能的周瑜、恃才狂傲的祢衡等等。而作者正是用对细节的刻画,来体现人物鲜明的特点。
如,写张飞,第七十回中,作者对张飞使了一个小心眼智败张合的战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与描写,与此同时又加入了一段诸葛亮与刘备的对话,更显出了诸葛亮的智谋高超。《三国演义》能够把繁多的人物以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就是因为作者在用笔上不仅有实写、虚写、详写、略写、插叙、倒叙,还有作者采用了沿线索来记叙的文学手法。
《三国演义》的主线索就是蜀汉政权的建立以及灭亡直至三分归晋的过程,其中有穿插有支线索。如,赤壁之战时期,作者是从刘备、孙权、曹操三条线索来展开叙述的。
而这三条线索有互有联系,不会在一个章节之中只叙述一条或两条线索,这样交织进行,就会让读者感到很连贯,而不是只读一条线索的冗长与乏味。四、封建与王道《三国演义》中表现的一个政治思想观就是倡导典型的儒家思想——王道与仁政。
《三国演义》中的一大部分虚构故事情节都是为了表现这种思想。正是如此,作者才大胆的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忠”“义”的艺术形象。
首先是诸葛亮。《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是“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是作者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
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然而,他之所以具有这些优势,就是因为它重视实践。
如,在曹操攻占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正是因为诸葛亮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对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作了比较的缘故。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我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料知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
然而,在更多的章节中,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如,诸葛亮的几次“夜观天相”,几次“锦囊妙计”。
而在“七星坛祭风”,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
关羽也是《三国演义》中着力描写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关羽也从《三国志》中的一名与赵云、黄忠地位相同的武将,变成了《三国演义》中勇猛忠义的大英雄。
《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了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三国演义》后,关羽就。
简单点,从曹丕废掉汉献帝,汉朝正式灭亡开始:魏国:曹操十个英雄,问题是他之后几个儿子,一代不如一代,最后被司马家族夺取了政权。
司马懿满腔的,战略战术都不错,不过也够阴险的,在五丈原就跟诸葛亮耗着,最后把他拖垮了吴国:孙权早起以及中期政治很好,晚年,包括他的儿子都渐渐不行了,最后被晋灭掉蜀国:刘备一死,全国政治、军事全部落到诸葛亮一个人身上,姜维倒是能帮点忙,不过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诸葛亮身体本来就不好,在这么累,最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
蜀国自此一切方面每况愈下,最后灭亡。
《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官修的王沈《魏书》、私撰的鱼豢《魏略》、官修的韦昭《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
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
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
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
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
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
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
因王肃为晋武帝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
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 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
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
在240年-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
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
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
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儒教的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
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斐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
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文学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
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
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
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著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曹植具浪漫气质,著有〈洛神赋〉等文。
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
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着,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
《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
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孙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核、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
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核则是孙吴末年作家。
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
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
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的人,如:许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 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
三国时期有名的史学家有王沈、鱼豢 、韦昭及陈寿。王沈的《魏书》被史学家刘知几评为“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这跟他亲附司马氏势力,打压魏帝曹髦有关,故该书的参考价值也相对较低。
韦昭善写史,著有〈吴鼓吹曲十二曲〉,内容为整部孙吴发展史,与缪袭的〈魏鼓吹曲十二曲〉南北相对。他又著有《吴书》55卷等。
陈寿编写的《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他参考《吴书》及鱼豢撰写的《魏略》等资料,采三国并述的。
诸葛亮作为一国的丞相,安抚百姓、遵守礼制、约束官员、慎用权利,对人开诚布公、胸怀坦诚。
为国尽忠效力的即使是自己的仇人也加以赏赐,玩忽职守犯法的就算是自己的亲信也给予处罚,只要诚心认罪伏法就是再重的罪也给予宽大处理,巧言令色逃避责任就是再轻的过错也要从严治理,再小的善良和功劳都给予褒奖,再微不足道的过错都予以处罚。他处理事务简练实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计较虚名而重视实际,贪慕虚荣的事为他所不齿;终于使全国上下的人都害怕却敬仰他,使用严刑峻法却没有人有怨言,这是因为他用心端正坦诚而对人的劝戒又十分明确正当的缘故。
可以说他是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其才能可以与管仲、萧何相媲美。然而他连年劳师动众对外征战,都未能取得成功,大概是因为率军作战随机应变,不是他的长处吧。
先解释一下两个名词。
阎乐(?~前207),秦朝时人。赵高婿。秦二世时,赵高专权,阎乐被任为成阳令。赵高谋杀秦二世,阎乐率兵入宫,逼秦二世自杀,与赵高立子婴为秦王。
定安: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废当时的皇帝刘婴为定安公,平帝的妻子、即王莽的女儿则被称为定安太后,成了小皇帝刘婴的母亲。王莽将大鸿胪府改为“定安公第”,设置门卫,名为保护,实则严密监视。王莽还严令保姆乳娘,只准照顾刘婴饮食起居,却不准与他说话,更不可能替他请教师让他读书了。于是整日整夜,刘婴都孤独地处于四壁之中,以致长大成人后,连马、牛、羊、猪、狗、鸡等六畜也不认识,几乎成了个白痴。
了解这些后,就可以翻译了。
大臣们经常害怕汉王室有大到阎乐为祸,小到定安公那样的变故,整夜惴惴不安,战栗叹息。
是的,你买的是裴松之注解的三国志。
三国志只有一个版本,就是陈寿写的。
因为是史料,而且有些地方不够实际,所以后世的许多学者对其做了大量的考证和研究。裴松之就是其中的一位,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因此他把他对三国志中存在的未说明的问题以及存疑的问题都注视在了书上。后人觉得注释了的版本更容易理解三国志的内容。因此,就产生了裴注三国志。裴注三国志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是对三国历史真实了解的最佳选择,至少比三国志要好读,好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