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了解唐朝的历史写几句序言

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

618年由陇西李氏建立，定都长安。627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唐高宗以后武则天以周代唐（690-705）。

712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开创了全盛的“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后，国力日趋衰败。唐朝时同突厥、回纥、吐蕃、靺鞨关系密切，对外交流频繁，与天竺、新罗、日本和西方国家均有往来。

政治制度也有所创新与完善，成为后世模板。唐诗、科技、文化艺术极其繁盛，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唐朝共历289年，20位皇帝，907年亡于农民战争。

2.(20分)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

(1)商人聚集；店铺林立；货物丰富；城市繁华；扬州是最繁华的城市。

（4分）（2）地处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地理位置优越；（或者说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南北交通，加强了南北经济交流）政府在这里设置了盐铁转运使，“尽干利权”；政府有保护商贸的政策，禁止官员先于扬州置邸肆；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三吴地区经济发展最快）。（任答三点都可以给6分）（3） 民风的变化：由重农变为崇商，由尚简朴变为奢糜。

（若答“从尚义、务学到经商逐利”）（4分）（4） 阻碍晋商发展的原因：腐朽的封建制度是阻碍晋商发展的根本原因；晋商将经商所得用来置地置房，影响其事业的进一步扩大；农民贫困，购买力低下，不利于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封建国家对商品征收重税、实行闭关政策也不利于晋商的发展。（任意三点给6分） 略。

3.阅读下列材料（16分）材料一：（唐朝）长安中,（苏寰）累迁扬州大

(1)商人聚集；店铺林立；货物丰富；城市繁华；扬一益二。（每点2分，共10分）

(2)地理位置优越；设置盐铁转运使；有保护商贸的政策。（每点2分，共6分）

试题分析：

(1)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分析材料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解答时要紧扣材料，从材料中分析归纳。如结合材料“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 唐设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掌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人生只合扬州死”分析解答。

(2)分析唐代扬州经济繁荣的原因，学生主要应从材料总结，同时还要注意结合所学过的相关知识，进行综合归纳总结。如学生要结合材料“扬州地当冲要“、“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肆贸易者，罢之”、“唐设盐铁转运使在扬州”等内容分析，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解答。

4.请介绍一下唐朝以前（包括唐朝）的扬州

扬州，是江苏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

位於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点上。景色秀美，城市建筑多古风。

全市总面积6653.81平方千米，市区总面积988.81平方千米，全市总人口457.19万，其中市区人口115.13万人。在中国历史上，扬州曾有过三次鼎盛，第一次是在西汉中叶；第二次是在盛唐到晚唐时期；第三次是在清朝的「康乾盛世」。

扬州，作为地域称谓，《尚书》等古籍均有记载，为华夏九州之一。春秋时期，今扬州市区附近称邗。

公元前486年，吴灭邗，筑邗城，开邗沟，连接长江，淮河。这是今扬州属地上最早的城市。

越灭吴，扬地属越：楚灭越，扬地归楚。公元前319年，楚在邗城旧址上建城，名广陵。

秦统一中国后，设广陵县，属九江郡。汉代，今扬州称广陵、江都，长期是王侯的封地。

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开盐河（通扬运河前身），景观盛极一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开始了扬州历史上的第一次繁华时期。为了改善和巩固民族关系，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嫁到乌孙国，比王昭君嫁到匈奴还早80多年。

三国时期，魏吴之间战争不断，广陵为江淮一带的军事重地。南北朝时期，广陵屡经战乱，数次变为「芜城」。

但由於劳动人民数百年辛勤开发，经济地位在恢复中不断提高。北周改广陵为吴州。

山东青州，兖州一带的移民南迁广陵一带，促进了扬州的经济发展。隋唐 隋炀帝开通南北大运河，在此修建迷楼，并於618年死在这里。

有唐一代，中国国力鼎盛，扬州也达到了极盛的巅峰，曾是大唐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对外交流的门户。唐代的扬州，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工场和手工作坊。

不仅在江淮之间「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即今成都）。扬州是南北粮、草、盐、钱、铁的运输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曾为都督府、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治所，领淮南、江北诸州。

在以长安为中心的水陆交通多中，扬州始终起著骨干作用。作为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扬州专设司舶使，经管对外友好往来。

唐代扬州和大食交往频繁。侨居扬州的大食人数以千计。

波斯、大食、婆罗门、昆仑、新罗、日本、高丽等国人成为侨居扬州的客商。日本遣唐使 来扬州和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交流。

扬州人李善在吸引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注释的《文选》，旁征博引，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已经散失的重要文献资料。其子李邕，不仅文章、诗歌很有影响，也是继虞世南、褚遂良之后的大书法家之一。

大诗人张若虚为「吴中四杰」之一，仅《春江花月夜》一首，就有「以孤篇压倒全唐」之誉。684年，徐敬业、骆宾王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执政。

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扬州遭到严重破坏。杨行密在扬州建立政权，史称「杨吴」，有短时间的经济恢复。

不久，又陷入战争的破坏之中。明清 自从1421年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明清两代将近600年间中国的统治中心在北京，而农业经济中心在江浙和两湖两广地区，粮、盐的产量占据了全国产量的大多数。

因此造成了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割。连接中国政治中心的和经济中心的是两条水路：长江和京杭大运河。

扬州正好位於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界处，凭藉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扬州经济凭藉京杭大运河这一中国经济的主动脉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城市。虽然清初多尔衮铁骑南下，史可法据守扬州，战败。

因此扬州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屠杀，据传全城百姓无一幸免，称「扬州十日」（史料记载屠城时期实际上是五日）。但此次屠城并没有削弱扬州经济在清朝时期的强势地位。

在康熙休养生息政策的背景下，扬州再次在康乾时期发展起来。明清两代扬州经济的代表性行业是：漕运，主要是粮食的运输，长江中下游各产粮省份的皇粮国税均必须经此北上，由京杭大运河运输到北京；扬州钞关的税收额在明清两代一直位居全国前八名之内。

盐运，淮盐西运，全国最大的两淮盐场（苏北沿海）所产官盐在此集散，然后转运全国最广的食盐销售区--长江中上游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所谓扬子四岸）销售。城内有两淮盐运使衙门和大批盐商；富有的盐商在新城南河下一带和西北郊瘦西湖沿岸修筑许多精美的园林，当时公认的说法是：「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林胜，杭州以湖山胜」。

金融，由於扬州是全国官盐最大的集散地，大量盐商聚集於此，因此带动了扬州银庄的发展以帮助盐商的周转投资，是整个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资本最为集中的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融中心，其繁荣程度如同当今世界之东京、伦敦、香港；所谓「天下殷富。莫逾江浙；江省繁丽，莫盛苏扬」。

娱乐业、服务业，自隋唐以来就是娱乐业就是扬州的支柱型产业，歌舞、高级妓女、艺人、书画家从业者不计其数，扬州八怪便是其中之一。扬州与南北两京、苏杭二州一同被列为「士大夫必游五都会」，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新旧二城之间的河道被辟为专供旅游的河道，称为「小秦淮」。著名的还有淮扬菜、扬州三把刀、漆器等等传统工艺。

5.

（崔鸿）考察核实各史家的记述，分辨其间的异同，删除重复的记载，补充缺少的部分，交叉综合各国的史实纲要，将各个国家的历史记录改称为录，国君的传记叫传，统称这些国家的历史为《十六国春秋》.国史的编写者放纵而容易隐藏史实，但在他们记录的制度法令和文献上，不能废弃.野史的编写者主观而易与史实相悖，但在他们论证是非，笔下没有忌讳上，不能废弃.家史的编写者只写好的，容易夸大事实，但在他们介绍门第、记录为官的政绩上，不能废弃.请参考下古人的史料辨析原则明代史家王世贞（明代大才子，应该知道吧？）就国史、野史、家史三类历史文献加以比较，对它们的长短得失从宏观上作了比较并得出如下认识，其《史乘考误?引言》写道：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4]（卷20）.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之处及其终于“不可废”的所在，言简意赅，可谓确论.其中，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卓见.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腴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概念，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所谓“园史人恣而善蔽真”，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明代史学.《史通?古今正史》关于唐初以前国史撰述的批评，颇涉及一些“人恣”而“蔽真”的现象.王世贞对明代史学的批评是很激烈的，他认为：“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明朝最高统治集团不仅没有组织撰写纪传体的国史，就连起居注也付诸阙如.王世贞的这个批评并不过分.但他在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国史即历朝实录在“叙章典、述文献”方面的“不可废”.在这一点上，他跟刘知几的论点是相通的.所谓“野史人臆而善失真”一语中的“野史”，是同“国史”相对而言的.在中国史学上，历来还有以“野史”同“正史”相对而言的.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这说明，此前已有“野史”之说.陆龟蒙同时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终于龙纪”.两宋以后，“野史”流行，至明代而大盛.野史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一般限于闻见，且多委巷之说；四是记事较少忌讳.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四有“野史不可信”条，作者根据魏泰《东轩笔录》所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有误，以及沈括《梦溪笔谈》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不符、一条以玉带为“比玉”与事实不合，认为“野史不可信”，是在方法论上从正确走向了偏颇.野史杂说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尽管历代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因则是相通的.王世贞评论明代野史，是在批评“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的情况下展开的.他说：“史失求诸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二曰轻听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诞.”他对于每一弊端，都举出了实例，很有说服力.他把“挟郄”、“轻听”、“好怪”概括为一个“臆”字，即出于臆想而非全凭事实，因而易于“失真”.但他还是肯定了野史的“征是非、削讳忌”，故“不可废也”.要之，在关于杂史、野史的看法上，从刘知几到王世贞，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反映在对待史料问题上的辩证认识.所谓“家史人腴而善溢真”，王世贞认为，“家乘铭状”不过是“谀枯骨谒金言”罢了，这就必然流于“溢真”.但他还是肯定了家史在“赞宗阀、表官绩”方面的作用，这也是“不可废“的.什么是“家史”？刘知几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刘知几认为，家史所记有两大局限：一是在内容上“事唯三族，言止一门”；二是在时间上倘若“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家史本有如此局限，加之作者“纪其先烈”，往往自夸，故虽处门阀时代，亦不能免于人们的批评.如刘知几曾撰《刘氏家史》和《谱考》二书，所论、所考“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严肃的家史著作尚且如此，更何况浅薄之作.王世贞对“家史”的辨析是极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