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之前作为官员入仕正途的科举被废弃了，新的人事制度不健全，推荐就成了民国官吏任用的主要途径。古老的荐书重新在官场上飞来飞去，蔚为大观。写荐书的荐主都是高官显贵、社会名流，投递的对象则是部门首长、省县市长。　　不少大佬功成名就后，热心提携晚辈、举荐下级，乐此不疲。有人每天都写好几封荐书，一年能写几百封。这可苦了收荐书的人!新官还没上任就收到了一大堆荐书，不是推荐某青年才俊 可任某项职位，就是建议某海归精英可担某项职责。荐主自然是不能得罪的，但是又不放心任用一个不明底细的陌生人。更大的问题是僧多粥少，人才太多，职位太少，安排不过来啊!一位曾任交通部长的朋友向胡适诉苦：荐书太多了，不胜其扰!他没法一一看，更无力一一作答，但又不能不回复，最后只好专门聘了两名书记员，整天就代他答复不断涌来的荐书。　　辛亥革命的元勋，后来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院长的汤化龙在民初地位显赫，上门求他举荐的人踩破门槛。汤化龙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大笔一挥，给很多人写过推荐信。曾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省巡按使等职的韩国钧就收到过汤化龙的推荐信。正在韩国钧为难的时候，汤化龙又来了一封信，说：弟于友朋通函，向有特别印章之约，无此印章，即可置诸不理。意思是，自己通信，如果是出于真心，都会在信上留下特别的印章;如果没有，就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不必当真。看来，汤化龙自己都不把荐书当真，也告诫在位者不要当真。　　民国的例子，也许带有特殊性。但在之前的历朝历代，虽然有纸面上的官员考录铨叙制度在，举荐始终在官场人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权有势者的青睐、推荐和提携，对官场后辈的意义重大。从本质上说，高官上司的个人好恶，左右着下僚小官的前途。人事制度往往停留在纸面上。　　从理论上讲，所有官员，不论大小，都是朝廷命官，只有皇帝才能决定他们的沉浮荣辱。上级并没有下级的任免进退权。但在实践中，官大一级压死人。领导控制着下级的仕途命运。　　皇帝不可能任免、评价所有官员，即便是少数高官的腾挪摆布就够他忙的了，于是绝大多数人事任免就放手给了他人，皇帝只是追认而已。上级官员决定着下级官员的考核、功绩，扼住下级升迁的咽喉。提拔某个官职，朝廷一般也咨询、采纳负责官员的意见。事实上，根植于官员个人意志与好恶的荐举始终是古代王朝的法定人事制度，在科举制确定之前一度还是官员入仕的主流。荐举名为推荐，实际上就是任用。到了清朝末年，官员升迁实职，往往需要更高层权贵的举荐，不然常年坐冷板凳候补侯任，坐个几年十几年的大有人在。这样的作用，还算是间接的。直接的作用是，上级官员可以弹劾罢免下级，觉得你不行就上一道折子把你罢免了。清朝后期，僧多粥少，官员分发地方并不指明具体职位，而由所在省份安排，督抚大员就名正言顺地操持了下属的任命。同时清末兴办新政，上马了很多官办工程、临时事务，需要委员(该词本意是委派某人担任特定工作)办理。这些委员是体制之内编制之外的官职，人事权完全在地方首长手中。凡此种种，就有了读书人进考场前到处行卷求知己，也有了落魄官吏日夜期盼伯乐的知遇。　　人事权力是衙门的核心权力之一，谁有了用人权就可以渗透到衙门运转的方方面面，进而影响政治进程。如果对官员用人没有约束，官员就可能为所欲为，以公谋私，不仅会结帮拉票、卖官鬻爵，最终还会恶化为狭隘的圈子，用人只用自己派系乃至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于是乎，有志仕途者必须加入既有的派系与圈子才有官场的入场券。后果只能是官职的世袭化、家族化，官场死水一潭。这是历代朝野都努力避免的结局，所以都对官员举荐用人加以限制。　　秦朝确立大一统的政治制度时，就限制官员用人权。司马迁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说：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这条法律简单说，就是谁荐举谁负责，你主张提拔谁就要对他负责到底，他的好就是你的好，他的错也是你的错。这条原则到汉朝进一步明确。汉墓出土的汉初《二年律令·置吏律》详细规定荐主的责任：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任免者。如果被推荐的人不廉洁或者不能胜任工作，不仅被推荐的人要被罢免，荐主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被罢免。这就是荐举连带制，把荐主和被推荐者双方的政治命运捆绑在了一起。荐举连带制自秦汉确立后，一直沿用到清末，两千多年来都是官员选任的重要制度。　　古代官员荐举他人、提拔用人，要明确责任。比如南宋曾任左丞相的周必大荐举吴概等人，特地在荐状末尾写道：臣保举吴概等人，均系保任终身。倘若所举之人不称职，甘愿受谬举之罚。周必大推荐尤袤、石垫二人，也写明：两人如蒙擢用，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坐。这样的话不是官话套话，而是要实实在在负责的。　　秦昭王时期的丞相范睢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功臣，最后却因为用人不当而黯然下台。范睢本是魏国人，早年经历坎坷，后来得到郑安平、王稽二人帮助才入秦。他是个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发达后向秦昭王举荐王稽为河东太守、举荐郑安平为将军。后来郑安平在战争中投降了赵国、王稽因勾结诸侯被诛杀。按秦法，作为荐主的范睢要承担同等罪责，株连三族。秦昭王明确表示要保范睢，禁止国内议论郑安平等人的事情，还赏赐范睢表示支持。但范睢还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一蹶不振，以下台收场。　　西汉时，富平侯张勃荐举陈汤，因选举不实获罪，除了削去封邑二百户外，死后还被谥为缪，揪住他用人不当的污点不放。南宋时，主站派辛弃疾屡遭政治打压，其中从镇江知府的要职上被降职、调离北伐前线的罪名就是荐举不当。他主张提拔的一个下属犯了法，按律辛弃疾要连坐。清朝戊戌变法时，侍读学士徐致靖保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变法失败后，徐致靖被褫职关押。其中保举过维新派的荐主，比如御史宋伯鲁、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学士翁同龢等都被罢免，永不叙用，已经罢官的则被追缴其它待遇。你可以说这些人的遭遇存有政治打击的成分，但他们触犯荐举连带制也是事实。　　连坐原则还被运用到了科举制上。明清地方学府可以推荐优秀学子入读国子监，称为贡生，相当于举人的副榜。虽然不算官吏，学官如果推荐失当也要受罚。顺治二年，朝廷下命各省每年选拔贡士入京。朝廷要对各省推荐的学子进行复试，发现有滥充的发回原学。如果一省推荐的学子中有五名以上不合格，该省学政罚俸。康熙三十七八年间，朝廷面试各省贡生，发现山西张汉翀等六名、陕西吕尔恒等四名、广东陈其玮等三名被推荐的学子均文理不堪，字画舛谬。处理结果不仅是原卷驳回，而且弹劾处理所在省份的学政。康熙更是大怒，下令停止各省选拔贡生。　　正因为荐举不当要面临严厉的惩罚，秦汉时期官员轻易不荐举他人。汉武帝时，政府权力扩张，事务繁多，需要补充官僚队伍，就下令郡国官员举荐人才当官。当初推行时，各郡国官员担心连带责任，对荐举很不热心。下令多时，汉武帝也没得到几个人才，不得不规定各地必须荐举的人才数目，完成不了也要受罚。这让郡国官员不提拔人都不行。精明的统治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发明出一张两全其美的网络。一方面立法者规定，应贡举而不贡举依法科罪;另一方面又规定，贡举非其人亦坐。迫使举主精挑细选，恪尽职守，谨慎行事，如若不然，两免之并严连坐之法，更甚者小命休矣。　　严格的荐举连带制，遭到了古代官僚集团的抵触与反击。　　官僚集团既想把持用人实权，又不愿意承受连带压力。他们指出了连带制的许多弊端(很多弊端的确客观存在)。比如有些提拔的候选人可能是表演艺术家，口是心非沽名钓誉，欺骗荐主。或者有些人在被提拔时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一旦大权在握后就腐败变质，难道荐主也要负责?又或者，被推荐者能力出众，是个能臣干将，但私德有问题，荐主也要负责任吗?荐举连带制执行严格，不区分情况就把荐主和被推荐者捆绑在一起，强调荐主的责任，目的是保证用人的严肃和成效。　　金朝明确规定，被举荐人犯了贪污罪，举荐人才应当承担责任。这就使得荐主不必为被推荐者的能力负责，只要他官德没问题就不用负连带责任。金朝更是规定荐主承担连带责任的期限是三年。超过三年，被推荐者犯错犯罪，荐主都不用负责。荐主的责任自此大大降低。　　清朝的荐举制，重申了荐主与被推荐者的连带责任，但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比如清朝规定被推荐者得到提拔后犯罪出错，荐主如果检举，可以免除连带责任。这就让荐主只要主动和被推荐者划清界线，就能免责。此外，清朝还区分了荐主用人的公心与私心，如果是出于公心提拔错了人，罪责要比私心用人小得多;被推荐者犯罪出错根源产生于何时，对荐主的责任也有影响。如果一个人是得到提拔后堕落的，荐主的责任要轻得多。但在实际操作中，公心私心也好，什么时候堕落也好，是很难区分，也就很难真正给荐主定罪。　　和许多其他制度一样，日益宽泛的模糊空间的存在，给官僚集团上下其手、逃脱责罚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他们很容易为用人不当免责。但是，谁用的人谁负责到底始终是古代王朝用人的大原则，松动的只是具体执行的内容而已。到了民国，这个连带责任才被脱钩。难怪胡适要发牢骚：民众雇一个老妈子，还得问荐头;店家用一个伙计，还须有铺保;旅店雇一个茶房，还须有押柜。国家的官吏岂不更重要，岂可不要公开的负责的荐举吗? 人事权是民众授予的公权力，官员怎么能滥用乱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