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直被视为世界读懂中国的“思想之窗”，海内外发行量不断刷新纪录。在中国与世界的生动互动中，这部著作的海外多语种翻译者、编辑发挥着重要作用。

　　来自英国的大卫·弗格森是中国外文出版社的荣誉英文主编，在华十多年间，他参与了多部中国图书英文版的出版工作，还参与了中国领导人著作、政府白皮书以及其他各类重要资料的英文编译工作。不过，他认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参与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英文版的翻译编辑工作。

　　在大卫·弗格森眼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翻译编辑工作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的难得机会：“我觉得，(这项工作)能让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很好地理解、对中国的治理有很好地理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我已经读过五遍了。我想，除了中国人之外，我读这部著作的次数，可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吧。”

　　为了将中国的声音和习近平主席的治国方略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外国受众，大卫·弗格森反复研读和推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文，为每一个表述挑选最恰当的英文翻译。

　　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反复提到的“在新时代”这样一个中文表述，最初的英译文是“in a New Era”，但最终版本改成了“for a New Era”。为什么这样修改呢?大卫·弗格森解释说，“in a New Era”这句英文的感觉是面对外界施加的情景中国作出反应;而“for a New Era”，表明中国正在奔向一个新时代，更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虽然只是“in”换成了“for”这样一个小小的替换，但传达的意思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得更加精准。

　　大卫·弗格森说，过去的五六年来，他一直潜心投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翻译编辑工作。这项工作最重要的收获是让他深刻理解了为什么中国的制度是有效和有显著优势的，他也有自信能向西方受众很好地解释其中的原因：“我理解了中国的制度，理解了为什么中国的制度是成功的，我理解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我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构建一个关于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论述，我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制度是有效的。对此，我很有信心。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向人们解释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大卫·弗格森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他亲眼见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中提到的很多理念转化为了生动的实践，并结出了累累硕果，展现出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比如 “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等。“脱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记得，精准扶贫的想法是由习近平主席本人提出的。精准扶贫的理念贯彻落实到基层，当地的负责官员就必须了解下辖每一个贫困家庭，了解每个家庭贫困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还必须有所作为，要制定有针对性的脱贫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必须付诸实施。这是中国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之一。”

　　在中国多年，大卫·弗格森走访了中国许多乡村，他把自己走访的所见所闻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来——曾经低矮的房屋变成了现代化的高楼;曾经泥泞的乡间小道变成了柏油马路;曾经深受贫穷困扰的人们也走上了致富路。他说，这一切得益于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中国完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之一，是可以调动大量的资源，可以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很多)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都做到了。”

　　(记者 王昆鹏 魏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