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5月开始，拜登政府频频放出口风，声称将重新考虑对华进口产品的高关税政策。

　　对此，美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均主张取消对华关税，抑制高通胀率，他们认为关税措施对美国战略意义不大，且无法改变中美贸易结构；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反对单方面取消对华关税，因为关税是与中国谈判的重要筹码。

　　那么，延续对华商品的高关税，对美国经济财政真的有利吗？

　　美国陷入经济“滞胀”的根源，是什么？

　　作者 | 李超民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副院长

　　编辑 |蒲海燕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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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债务与“滞胀”

　　当前的美国“滞胀”形势对其国民经济和党派政治格局产生了颠覆性威胁。宏观经济学所称的“滞胀”（stagflation）特指一个时期经济停滞（stagnation）、通货膨胀（inflation）及失业同时并存，经济持续低增长现象。一般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不可能并存，“滞胀”与财政赤字一旦开始，就会成为顽疾。“滞胀”现象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的西方国家，往往造成政府更迭，国家治理思想发生巨变。

　　在经历70年代的长期“滞胀”之后，里根经济学大行其道，慢慢带领美国经济恢复增长态势，其代价是越来越高的联邦债务，并铸成当今美国财政的基本格局。经济“滞胀”、社会紊乱是美国经济政治的内生机制。

　　自2000年到2020年，美国经济处于低增长态势，而且增速不断放慢。有3个年份经济收缩，有12个年份同比增速处于负值，其中2005-2009年连续5年增速为负值。2010年，美国在名义上渡过“大衰退”经济危机后，当年增长率高达2.56%。但是，之后的经济增长率除了2015、2018年在3%以上，有3个年份增长率低于2%，4个年份略高于2%，2020年增长率为-3.49%。

　　2021年，美国全年经济增长5.55%，除了三季度增长率为2.3%，其余三个季度增长率均超过6%，显示疫情后的强力财政刺激效果。但是到了2022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却收缩了1.6%。

　　与此同时，通胀水平开始从一年前的2021年一季度末急剧攀升，从2.6%一举冲到12月份的7.0%，全年通胀率平均高达4.7%。2022年美国通胀持续走高，1-5月份分别为7.5%、7.9%、8.5%、8.3%、8.6%，无论是通胀水平还是发展速度，都堪称美国当代经济史上罕见的现象，称之为经济“滞胀”并不为过。

　　经济“滞胀”恶果逆转2022年美中期选举的可能，引起了民主党政府忧虑。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当前拜登总统面临的中期选举选情是48年来最糟糕的。截至6月23日，美国民意调查机构FiveThirtyEight发布当前拜登支持率仅为39.2%，有55.4%的美国人不支持他。根据盖洛普最新调查，只有13%的美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感到满意，约87%的美国人不满意。只有16%的美国人赞成民主党政府所做的工作，82%的人不赞成。

　　拜登把打击经济“滞胀”作为稳住选情的抓手。

　　不过，美国联邦债务“坚冰”问题形成并非“一日之寒”。

　　两次债务剧增

　　回顾冷战结束后联邦财政治理的30年，就会发现：

　　1992财年（1991年10月1日-1992年9月30日）联邦名义债务总额为40650亿美元，为当年美国GDP的61%。

　　从2009年开始，联邦财政急剧恶化，债务呈现指数级攀升。该财年名义债务总额达到119100亿美元，债务/GDP占比达到82%，前所未见。

　　从联邦政府对大衰退经济的救助过程和结果看，在初期财政支出2500亿美元后，又通过《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ARRA）两次增加支出2420亿美元和4000亿美元，再加上时任总统奥巴马的减税措施和医保改革支出，导致联邦政府债务危机和政府关门频发。

　　到2014财年，联邦名义债务总额急剧增加达到178240亿美元，债务/GDP占比一举突破101%。随后美国经济进入了长期更加缓慢增长态势。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大规模联邦救助计划再次上演。

　　2021财年联邦名义债务总额达到296170亿美元，债务/GDP占比达到了124%。截止到2022年5月31日，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追加支出预算达到4.5万亿美元，目前实际承诺支出4.25万亿美元，实际已经支出3.82万亿美元。

　　从美国联邦债务的形成过程中的两次剧增事件可以判断，美国财政治理已很难承受突发重大事件的冲击，如果今后再次遭遇同类事件，这种手法将再次上演，结局也是一样，后果更加严重。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直接、间接消耗美国战争财力8万亿到10万亿美元，加上对经济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救助财政支出，保守估计，20年来联邦财政非预算支出总和可能多达13万亿美元以上，即使不计算联邦财政每年正常的约2%的赤字率，年均预算外支出也高达6500亿美元。

　　这些支出的归宿就是联邦债务，并且对美国的价格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而美国国会已无能力、无意愿控制预算程序，行政部门的支出冲动更得不到控制，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联邦财政将永远失去平衡的可能性。

　　美国联邦财政的“量出为入”原则和机制设计正在走向它的反面，伤及美国财政基础和大国信用以及大国国际地位。

　　沉重的债务会带来什么？

　　美国经济“滞胀”的根源是联邦财政颠覆了“量入为出”的科学理念，破坏了预算规则。

　　第一，债务负担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冲击是根本性的。

　　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首席经济学家查德·斯通（Chad Stone）研究认为，经济复苏速度、劳动力和生产率增长速度都影响财政经济预测的准确性。由于生产率增长的长期趋势很难预测，所以长期经济预测存在较大差异，而债务对经济增长的拖累难以把握才是经济预测失真的主要因素。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债务占比为GDP的64%-100%时，经济增长将放缓。美国联邦债务在“大衰退”危机爆发的2007年四季度占GDP之比为62.72%，在“大衰退”结束的2009年三季度即高达82.43%，恰好落入了负影响阈值区间内，成为验证理论正确性的实例之一。

　　可见，美国经济“大衰退”已改变了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联邦财政征收能力的下降成为债务负担上升的技术原因，而联邦债务越来越沉重、拖累经济增长率才是核心原因。随着美联邦债务占比持续上升，其经济增长将更加放缓，加上债务对价格体系的影响，“滞胀”不可避免。

　　第二，美国联邦财政预算外支出形成的赤字和联邦债务是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表现为随着货币当局货币超发规模增加，市场价格（CPI和PPI）急剧上升，货币购买力下降。

　　首先，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18财年联邦债务总额为215160亿美元，到2021年9月30日增加到284289亿美元，净增69129亿美元。其中，2020财年形成联邦债务42260亿美元，2021财年形成债务14835亿美元，显然对疫情的财政支持政策绝大部分已成为流通公债。

　　其次，2020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后，美联储理事会采取了加大资产负债表的手段，配合联邦政府的疫情财政救助政策，除了提供宽松的利率和信用手段，每月公开购买联邦债务1200亿美元，导致资产负债表持续增加，而且推动了联邦债务向国内和全球流动。

　　2018年1月1日联储资产负债表余额为44437亿美元，疫情暴发后，一举从2020年2月17日的42415亿美元增加到6月1日的71652亿美元，2022年3月28日增加到89371亿美元——联储资产负债表余额在两年内翻了一番多。

　　仅从美国国内来看，伴随而来的是通胀率的急剧升高。2018年1月到2022年5月，美国通货膨胀率从2.1%上升到8.6%。其中，在2021年3月之前，通胀率维持在0.1%到2.9%之间。但是从2021年4月份开始，通胀率逐月攀升，从4.2%一举攀升至8.6%，一年内翻了一番以上，增速惊人。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政策实践方面观察，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与美国通胀都缺乏正相关关系，美国联邦债务的急升带来的才是通胀恶化的后果。一些短期冲击并不是决定美国经济“滞胀”起落的根本因素。比如俄乌冲突中的石油天然气供应问题，只是助推美国通胀和财政问题的短期因素之一。

　　中美贸易仍保持增长势头

　　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的政策延续至今，但4年来中美贸易依旧增长迅猛。

　　据笔者计算，其中2018年到2022年5月，中美货物贸易年均增长8.2%以上，仅2019年两国货物贸易额下降。中美两国的服务贸易，除了在2020年下降外，2018年、2019年和2021年均保持增长势头。

　　这些数据显示，美国加征关税政策不能遏制中国产品和服务对美出口的上升，显示出美国对华供应链依赖程度较高、经贸往来韧性较强、两国经济存在互补的特征。

　　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美经贸投资关系在坚实基础上步入快车道。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继续快速推动中美经贸投资关系发展成为足以左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决定因素。可以说，美国分享了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并延续了国内的经济繁荣，也推动中美贸易投资关系不断发展。

　　美国国会2022年3月2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

　　第一，中美贸易关系虽不平衡但意义重大。

　　2021年，中国是美国第四大货物贸易伙伴（贸易总额6574亿美元）、第一大出口市场（1511亿美元）、第一大进口来源地（5064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价值是美对华出口商品价值的三倍。2021年双边贸易总额比2020年增长17.6%。美国对华出口包括半导体芯片和设备、农产品、飞机、燃气轮机和先进医疗设备，从中国换回了消费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和其他消费品（如家具、服装、鞋类和玩具）、关键中间产品（如汽车零部件和有效药物成分）。

　　2020年，中国占美国服务出口（旅游、知识产权许可和交通运输）总额的6%（404亿美元），占美国服务进口（运输和商业服务）总额的3%（156亿美元）。2018年，多数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CFC）在华服务销售额为596亿美元，而多数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服务销售额为206亿美元。约16%的美国《财富》500强企业至少有5%-20%的营业收入（Revenue）来自中国。

　　第二，以最终受益人所有权（UBO）为基础计算，2020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FDI）净流入93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为1239亿美元，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约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净流入43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为549亿美元，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约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如果美国不对中国投资加以限制，无论流量、存量还是占比规模都将更大。

　　第三，中美贸易投资对于美国经济财政的直接间接支持必不可缺。

　　据美国政府和民间估计，截至2020年12月，中国持有1.4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和7200亿美元的美国股票。截至2021年11月，不计通过离岸金融中心购买证券，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分别持有1.08万亿美元和23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使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美国联邦债券第二大外国持有国。而在此期间，美国投资者持有1.15万亿美元的中国股票和债券。

　　美国经济高度依赖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供应链是当前阶段经济全球化韧性的基础。

　　中国美国商会《2022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60%的会员企业表示，中国仍然是其全球前三大投资地之一，66%的会员企业计划在2022年增加在华投资。

　　《2022年度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披露，美国跨国公司息税前利润率已恢复到2018年水平，大部分商会会员企业的息税前利润率提高。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业务增长，因此会员企业开始着眼长远发展。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预估其2021年的营收将同比上涨，预计2021年“利润将非常丰厚”的企业占比上升至13%，为过去五年最高点。

　　2020年以来，美国在华CFC利润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服务业企业，其中表示盈利的企业比例上升了13个百分点。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企业仍信守深耕中国市场的承诺，其中8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没有考虑将生产或采购转移到中国以外，这与2018年以来的数据高度一致。

　　因此，拜登政府考虑取消部分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政策，实质上是有利于美国经济和财政的，有助于缓解美国当前的经济“滞胀”形势，间接有利于民主党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