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丁铎】

高市早苗内阁执政近一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协同度推进战略调整，试图将东海、台湾海峡、南海整合为“单一战区”。日方将这一系列动作包装为“关切地区稳定”的“防御性举措”，但其本质是一套完整的战略操作：持续放大“中国威胁”叙事、搭建跨海域威慑链条、松绑战后武力使用的法律约束、对华形成多向施压态势。

在这背后，是日本利用政治军事工具服务于其所谓国家“正常化”目标的布局，显露出来的新型军国主义倾向必须引起地区国家与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日本推进“三海联动”的系统性布局

日本的“三海联动”并非零散的政策动作，而是涵盖政治叙事、军事部署、法律突破、外交围堵四个维度的系统性工程，各维度相互支撑、梯次推进，统一服务于其整体战略目标。

（一）政治层面：固化“中国威胁”叙事，制造政策调整的舆论基础。

日本政府采取“先制造威胁叙事、再将其制度化”的路径，把“中国威胁”塑造为安全政策调整的核心依据。

一是制造威胁叙事。高市早苗上台后，在双边场合反复就钓鱼岛周边活动表达所谓“严重关切”，刻意将东海海洋权益争议与台湾海峡局势绑定。

2025年11月7日，高市在国会公开声称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内阁后续虽称“政府长期立场未变”，却拒绝撤回相关表述，实际是在维持政策连续性表象下保留扩张性解释空间，将台湾问题正式纳入日本安全议程。

二是威胁叙事制度化。2026年8月4日，日本内阁通过《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性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要求以“综合国力”联合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应对。

白皮书涉台措辞虽做表面收缩，删去往年“攸关日本安全保障”的表述，但仍将台海和平稳定说成国际社会共同关切，为插手中国内政预留话语空间。

（二）军事层面：构建跨海域威慑链条，打造三海一体作战体系

日本正将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纳入统一作战体系，军事布局同步指向前沿部署、预算装备和战略规划。

前沿部署与联合行动方面，西南诸岛方向，日方宣布扩充大型海上监视无人机编队，计划到2030年度前将“海上守卫者”增至10架；拟于2030年前后在距台湾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部队，2026年度新设对空电子战部队。

南海方向，日本已从观察员转向正式参与：2026年2月海上自卫队P-3C首次参加美菲在巴士海峡附近的海上合作活动，4月陆上自卫队约420人参加“盾牌”演习，随后约1400名自卫队员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并在吕宋岛北部实弹发射88式岸舰导弹。4月17日，海自护卫舰“雷”号穿越台湾海峡，为高市上台后首次。

日美菲联合声明反复将东海、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企图”与台湾局势捆绑，从军事话语上塑造“三海一体”格局。

预算扩张与装备升级方面，8月27日，海上保安厅公布2027年度预算申请，总额3448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其中1892亿日元用于强化海上保安能力，重点指向钓鱼岛周边中国海警船常态化巡航，包括建造巡逻船艇、引进无人巡逻船和监视无人机、提升大型巡逻船功能等。

“海上守卫者”已在北九州机场形成多机运行模式，下一步还考虑在巡视船上搭载更多无人机，钓鱼岛方向“警备”正转向有人舰艇、大型无人机、小型无人机和无人船并用的立体监视。以钓鱼岛周边为重点的《海上保安能力强化方针》还拟于12月修订。

8月31日，防卫省敲定2027年度概算要求，金额达8兆8908亿日元，再创新高；大量项目以不标金额的“事项要求”列入，重点包括与长射程导弹搭配的攻击型无人机、统合作战司令部AI辅助指挥控制、将防卫装备制造工厂国有化并委托民间管理等。

战略规划与长期准备方面，9月2日，高市要求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修订（详见法律部分）。同时，日本筹划在广岛吴市原制铁厂址建设集军事设施、后勤和军工生产于一体的防卫枢纽，并把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等国拉入“多层次合作网”，为应对台海可能爆发的长期冲突预置持续作战和后勤保障能力。

（三）法律层面：分层突破战后约束，为军力“出海”扫清国内法障碍

日本正从武器出口、武力使用条件和顶层战略文件三个层面，渐进突破战后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

在武器出口限制上，日本已原则上放开致命性武器出口，关键突破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针。日菲就转让退役阿武隈级护卫舰、88式反舰导弹展开磋商，正是对这一政策缺口的直接运用。菲方称五艘护卫舰转让“基本敲定”，预计两三年内交付。这标志着日本战后武器出口限制已实质性松动，日本正从“武器进口国”向“武器出口国”转变。

在武力使用条件上，前述高市“存亡危机事态”表述及内阁拒绝撤回，正把这一原本狭义的假设场景，拓展为可覆盖台海突发事态的常态化政策空间。一旦台海发生冲突，日本即可援引此解释，为自卫队在本土以外实施军事行动提供所谓“法理依据”。

在顶层战略文件上，高市内阁将2022年“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排入2026年内政治日程。三文件本为着眼未来五到十年的最高层级安全文件，距上次修订不过四年，东京即以“安全保障环境进一步变化”为由提前开刀，修订核心是将人工智能、无人机饱和运用和长期作战准备写入国家战略。

至此，政治渲染威胁、法律破除障碍、预算预留开口、军事落地部署形成闭环。

（四）外交层面：编织小多边网络，塑造对华联合施压态势

日本正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地区伙伴为支点、域外国家为外援，分层编织对华施压网络，推动东海、台海、南海联动。

同盟层面，日本将日美同盟重新定位为西南方向防卫核心，扩大拦截弹产能，把西南诸岛列为防卫建设优先方向；高市还寻求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方高层接触，避免美中互动撇开日本利益，实质是向上绑定美国获取安全兜底。

地区层面，日本以菲律宾为主要支点，向南海纵深和台湾方向延伸。日菲已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方转让雷达装备、捐赠发电机，推进舰艇、导弹等军售计划，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

此外，日菲还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侵犯中国海洋权益。

与此同时，日本以政府开发援助改造印尼渔港，表面是帮助印尼发展渔业、打击非法捕捞，实则是将经济援助、能力建设与地缘战略相结合，在南海南部增强实际存在。

通过上述安排，日本正形成“美国背书—日本主导—伙伴配合”的三级制衡架构。

日本推动“三海联动”背后的意图

日本推动“三海联动”，服务于其国家“正常化”长期目标的战略算计，核心包含三层相互关联的深层目的。

（一）牵制中国崛起，服务“正常国家”目标

日本的首要目标，是借对华战略竞争搭建“美国背书—日本主导—伙伴配合”的三级制衡架构，把中国塑造为日本摆脱战后角色、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的主要外部障碍。近年来，中日综合国力差距持续拉大，日本战略焦虑不断发酵；同时美国全球战略优先级调整，使日本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安全感上升。

在此背景下，日本通过“三海联动”将自身嵌入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顶层依靠美国提供安全兜底与同盟支持，中层由日本主导议程设置与行动执行，前沿由菲律宾等伙伴配合落地。

创纪录的海保与防卫预算、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以政府开发援助改造印尼渔港等，都是这一架构的具体施工。

这样既避免日本单独对华对抗，又使其能以“地区安全提供者”身份，通过出口防卫装备、塑造安全规则、放大威胁叙事，逐步挤压中国在周边海域的战略回旋空间。其最终指向，是摆脱“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战后定位，为成为政治军事大国铺路。

（二）为武力介入台海预留政策空间

日本将台湾问题纳入“三海联动”框架，意图推动台海外部干预从“美国单一主导”向“美日联合干预”演变。

在军事上，日本西南诸岛的导弹与情报部署已覆盖台湾海峡北部入口，对台海北部海空域形成直接威慑；防卫省概算要求将攻击型无人机、长射程导弹与长期作战准备打包推进，吴市防卫枢纽把军工生产和后勤保障前置，表明东京准备的不是一次性危机应对，而是持久介入的物质条件。

在法律上，“存亡危机事态”表述的保留，为自卫队介入台海预留了国内法接口。

在政治上，日方放任国会议员窜台，并在防卫规划中把“防台湾有事”写成扩大跨国防卫网的理由，不断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本国内一些人士认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日本具备快速军事介入的条件，将增加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成本。

（三）借“国际义务”包装军事扩张，逐步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

日本以“国际公共产品”为包装，以“小步快跑、逐步突破”为路径，渐进松动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制度约束。战后至今，和平宪法、专守防卫原则、武器出口限制等一系列安排，构成对日本军事扩张的刚性约束，也是东亚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础。

日本当前的操作，是把自卫队远洋部署和对外安全合作包装为“反海盗”“海洋安全”“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义务”等国际责任，为海外力量投射制造“师出有名”的假象。对印尼渔港的“民事改造”、对菲律宾的“能力建设”、对日菲划界的“规则倡导”，都是同一套话术的不同版本。

每一次防卫法律调整、行动范围扩大、预算创下新高，都会形成新的政治既成事实，使后续政策修订更易推进。长期累积下来，这些变化将逐步掏空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军事约束。

这才是日本所谓“正常化”的真实内涵：不是防御姿态的适度调整，而是逐步侵蚀战后限制，为推行更具进攻性、扩张性的安全政策铺路，为新型军国主义搭桥。

亚洲共同的责任：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日本系统性推动“三海联动”，已显现出新型军国主义的鲜明特征。其延续着危险的历史逻辑：渲染外部安全威胁为国内扩军造势，利用地区国家充当力量投射的跳板，将国际法律约束视为需要拆解的障碍而非应当遵守的规则。

与历史上的军国主义不同，当前日本的扩张以“安全合作”“规则输出”“联盟构建”为外衣，更具隐蔽性，但本质上都是要摆脱国际约束，谋求军事政治大国地位。

日本这套做法带来的风险具体而紧迫。在地区安全上，将东海、台海、南海绑定为单一安全框架，会显著抬升战略误判风险；同时将域外军事力量进一步引入东亚海域，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使本就敏感的海洋争端更趋复杂，挤压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空间。

在国际秩序上，日本鼓动有关国家将双边争端国际化，而非通过直接磋商寻求和平解决，削弱地区国家自主处理争议的能力。

在日本国内，创纪录的海保与防卫预算、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向右翼势力传递“战后禁忌可以打破”的信号，将进一步推动政治右倾化，最终反噬日本自身并危害地区和平。

地区国家与国际社会应当看清，日本推动“三海联动”建立在编造“中国威胁”叙事、转让致命性武器、刻意扩大“存亡危机事态”适用范围之上，本质是打着安全合作旗号的军事扩张。

亚洲各国曾在上个世纪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付出惨痛代价，绝无义务容忍其换个面目卷土重来。地区国家应当保持清醒，不应被绑上日本的战车，更不能成为其军事扩张的跳板。国际社会也应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警惕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动向。

对于日本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径，中国有充足的手段和坚定的意志予以反制，将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与战后国际秩序。

事实终将证明，日本以“三海联动”换取战略优势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这条路只会让日本自身背负更沉重的安全负担。亚洲的和平稳定，建立在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遵守之上，日本执意走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终将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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