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创始人
2026-09-09 07:18:57

(来源:经济日报)

转自:经济日报

提振消费之所以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背后蕴含着深刻逻辑,既遵循经济学原理,又契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特征。

提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不仅是最终需求,还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在广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构成。其中,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通常体量大但波动相对较小,能够有力支撑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动增长,但本质是中间需求,投资增长要对标消费增长才能提升供给质量和水平,其最终价值实现依赖未来消费能力的形成。若缺乏终端消费市场的有效吸纳,投资可能会成为无效产能或不良资产。出口作为外部需求,在特定发展阶段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其面临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政府支出作为总需求的组成部分,既能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短期内,政府可通过扩大支出来增加社会总需求,但政府支出的长期可持续性受财政状况约束。从经济运行逻辑看,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引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

提振消费是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从外部需求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实现了经济腾飞。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竞争与摩擦常态化,均使得依赖外部需求的增长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从内部增长动力看,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资有效带动经济增长。然而,随着资本存量的不断积累,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逐步显现。近年来,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有所上升,意味着增加产出所需要的增量投资在变多。如果继续沿袭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路径,不仅可能导致经济效益下降,还可能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体系脆弱性,制约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适时优化调整,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时与势共同决定的必然选择。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市场,内蕴的消费潜力一旦充分释放,形成的增长动能将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既不易受外部市场波动干扰,也无需以透支资源或累积债务为代价,不仅能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更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提振消费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支撑。国际经验表明,一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或因工资水平太高无法与低工资国家竞争,或因技术水平太低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无法顺利转变发展方式,导致增长动力不足,最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转换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如今,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壮大,规模突破4亿人,正是消费扩容升级的关键时期。如此规模庞大、稳定增长且日益成熟的消费群体,不仅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稳定的消费需求,更能通过对高品质、个性化、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的追求,推动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投入,带动整个产业体系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可以说,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消费市场,是孕育创新创造、牵引产业升级的最佳试验场,能够有效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振消费是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制约着经济的循环畅通。健康的经济内循环,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即商品和服务顺利销售,企业获得利润后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员工收入,居民收入增长进一步催生新的消费需求。这一循环能否顺畅运行,关键在于供需匹配的效率。当供给侧存在大量低效、同质化的产能,而需求侧的消费需求又得不到满足时,循环就会出现堵点卡点。破解这一难题,需要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既要从需求侧合理引导,也要从供给侧主动作为。一方面,以需求升级为供给创新提供方向指引。消费不仅仅是终端购买行为,更能以鲜活的消费需求变化,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指明清晰的市场信号。另一方面,以优质供给创造和引领新需求。市场需求在很多时候并非天然存在,而是被高质量、创新性的供给激发和创造。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突破往往伴随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的迭代升级,催生全新的产业形态,进而拓展市场边界、引领消费潮流。因此,提振消费的政策着力点,既要关注“促”,也要重视“育”,即培育能够引领未来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在实践中,就是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推动消费扩容升级来淘汰落后供给、激励优质供给,通过改革来破除抑制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改善消费环境,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堵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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