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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学界）

从“不能做”到“可以做”，血液肿瘤治疗正在打开新的可能。

撰文丨魏欣然

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年龄、疾病状态、肿瘤负荷，往往决定着患者能否走上移植之路。

过去，60岁常被视为一道重要门槛。对于高龄患者，随着年龄增长，器官功能和整体耐受性都不断下降，移植的相关风险也随之增加。而对于那些难治复发的患者，即便接受强化治疗，仍可能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

但在王椿看来，临床医学真正需要解决的，恰恰是这些看似已经没有办法的问题。

作为高博上海闸新医院/上海力泉医院的医疗院长，6年以来，王椿带领团队完成了900余例造血干细胞移植，其中，60岁以上患者占比达到了24%，最高移植年龄更是达到了76岁。与此同时，他和团队还持续探索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与CAR-T的整合方案，不断拓展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治疗边界。

8月29日—30日，高博医学论坛第六届上海造血干细胞移植临床应用研讨会暨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临床应用培训班在上海圆满召开。会上，“医学界”对作为大会发起人和执行主席的王椿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度专访。

从60岁到76岁，

让更多高龄患者获得移植机会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血液肿瘤患者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近年来，诸如急性髓系白血病等病症的患者年龄一直在不断上升，而传统意义上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却一度长期受到年龄限制。

“过去做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一般限制在60岁以下。”王椿解释道。背后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年龄越大，患者整体的身体状况和器官功能就越差，对移植前大剂量放化疗以及移植过程的耐受能力也越弱，移植相关死亡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60岁以上的患者不能接受移植，他们还有多少治疗选择？

在王椿看来，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临床问题。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人均寿命已经达到84岁、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越来越多60岁乃至70岁以上的患者仍有强烈的治疗和生存需求。“70多岁的人要不要活？60多岁的人要不要治疗？”对于王椿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年龄问题，而是临床医学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

面对着这样的挑战，王椿带领团队开始尝试突破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年龄边界。6年间，团队完成了900余例造血干细胞移植，其中，60岁以上患者占比达到了24%，最大移植年龄更突破了76岁。今年以来，团队已完成10例70岁以上患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在不断积累超高龄患者移植经验的同时，也让更多过去可能因年龄而对移植望而却步的患者，有机会通过移植争取更长的生存。

当然，“敢做”并不意味着盲目冒险。对于高龄患者，移植最大的挑战首先是降低治疗相关死亡率，同时又不能因为降低治疗强度而牺牲抗肿瘤效果。王椿把它概括为一种“平衡”：预处理太强，患者可能耐受不了；太弱，又可能留下更高的复发风险。为此，团队根据患者疾病状态、身体状况及移植风险进行个体化评估，尝试减低化疗强度，并对部分患者采用非清髓移植方案，结合小剂量放疗、克拉屈滨和阿糖胞苷等方案，在降低毒性的同时尽可能控制疾病。

“排异是‘双刃剑’。”王椿坦言。在他看来，植入成功、走出无菌病房，都不意味着移植大功告成，移植之后如何控制排异、发挥移植物抗肿瘤作用，同样决定着最终的疗效。完全没有排异，可能意味着抗肿瘤效应不足；排异过强，又可能给患者带来严重并发症。因此，高龄移植并不存在一个简单、固定的“标准答案”，其真正需要的是贯穿移植全过程的精细管理能力。

从“各自为战”到“整合治疗”，

让1+1真正大于2

如果说高龄患者移植突破的是“年龄边界”，那么将移植技术与CAR-T细胞治疗的整合，则是在突破不同治疗技术之间的壁垒。

王椿谈道，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和CAR-T治疗各有优劣。自体移植的核心是通过大剂量化疗进一步杀伤肿瘤，但前提是肿瘤细胞对化疗足够敏感，如果患者肿瘤负荷很大，对化疗不敏感，仅靠自体移植往往难以取得理想效果。CAR-T治疗同样有类似的困境，王椿将它比喻为“细胞和细胞之间打仗”，当肿瘤细胞数量过多、包块过大时，CAR-T治疗也可能面临治疗效果受限的问题。

因此，王椿强调，自体移植和CAR-T治疗相结合不应只是简单的“1+1=2”，自体移植擅长通过大剂量化疗快速压低肿瘤负荷，而CAR-T治疗通常也更希望在肿瘤负荷得到一定控制后介入，从而为患者争取更充分的治疗获益——把二者序贯衔接，先减瘤、再清残，真正地实现“1+1＞2”的协同效果。对于部分化疗尚敏感、但肿瘤负荷较高的难治复发患者，可以先通过大剂量化疗尽可能缩小肿瘤负荷，再将残余病灶交给CAR-T细胞治疗，从而把两种治疗手段放到同一个连续的治疗路径中。

这也意味着对临床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一个医生可能只需要在自己的亚专科领域做到足够深入，但当不同治疗技术开始相互融合，临床医生不仅需要掌握移植技术，也需要理解细胞治疗，并能够根据患者疾病状态、肿瘤负荷和治疗反应设计整体方案。

在王椿看来，这正是血液肿瘤治疗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从单一技术竞争走向治疗策略整合，从“我有什么技术”转向“患者最需要什么组合”。目前，他的团队已经在淋巴瘤、骨髓瘤等疾病中进行了相关探索，并积累了成功病例。从“各自为战”到“整合治疗”，这个转变需要的不只是一两种新技术，更是一种思考疾病的新方式。

53.2%实现两年生存率，

解锁T细胞淋巴瘤治疗新路径

T细胞淋巴瘤的治疗一直是血液领域的难题。长期以来，与拥有众多靶向药物的B细胞淋巴瘤不同，T细胞淋巴瘤始终缺乏行之有效的特异性治疗手段。面对这一困境，王椿带领团队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了一款常规用于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的药物：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

“我们在国际上最早提出，抗胸腺淋巴细胞球蛋白可以杀灭肿瘤细胞，具有抗肿瘤的作用。”王椿谈道，这个想法实际上源于15年前的一份思考：既然ATG能把正常淋巴细胞消灭，那对于T细胞肿瘤是否也同样具有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王椿团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从体外实验一路推进到临床实践。团队研究发现，ATG对T细胞肿瘤具有抗增殖、杀伤和促凋亡作用。在此基础上，团队进一步构建了“全身放射治疗（TBI）+ATG”的联合预处理方案，尝试利用放疗克服化疗耐药，同时借助ATG进一步发挥其抗肿瘤作用。

最终，这份方案在临床转化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25年，高博上海闸新医院正式加入欧洲血液和骨髓移植协会（EBMT），团队共有7项研究成果入选EBMT 2025壁报展示。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即便对于移植前处于疾病进展状态的难治/复发外周T细胞淋巴瘤患者，“全身放射治疗（TBI）+ATG”联合预处理方案仍可实现53.2%的两年生存率。

截至目前，团队已应用该方案治疗了40多例患者，其中约90%的患者在移植前处于疾病进展状态，且往往已经接受过多种治疗但仍未取得效果。15年前的那个疑问，如今已经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不只突破技术，

更要突破“壁垒”

在王椿看来，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发展，不只是少数中心不断刷新技术纪录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让越来越多具备条件的医院真正建立起规范、安全的移植能力。而这，也是他坚持举办高博医学论坛系列研讨会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临床应用培训班的重要原因。

过去，国内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更多聚焦于异基因移植，对于希望开展自体移植的医生而言，系统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并不充分。尤其是近年来，造血干细胞移植逐渐从少数大型中心向更多医院推开，越来越多的血液科把“开展移植”作为学科建设和诊疗能力提升的重要方向，医生的学习需求迅速增长，但却面临现实的问题：医生“想开展”，却不一定“有地方系统性学”。

因此，王椿团队最初将培训的重点放在了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上。经过多年积累，培训班已对来自400余家医疗机构、超过1100位的学员完成了培训。一些学员回到所在医院后，逐步开展了造血干细胞移植，甚至进一步开展了异基因移植和难度更高的单倍体移植。

今年，这种“培训+帮扶”的模式也进一步向基层延伸。王椿介绍，大会首次设置了“基层单位HSCT经验交流”分会场，邀请了6家基层医院的负责人分享自身实践。除了线下培训，团队还通过远程会诊等方式为基层医院提供持续支持。当基层医生遇到具体问题时，可以迅速获得专家团队的线上指导，这不仅能够帮助解决基层实际的诊疗难题，也能够增强基层医院开展移植的信心。

从突破高龄移植边界，到探索移植与CAR-T相结合的整合治疗方案，再到寻找难治性T细胞淋巴瘤的全新诊疗路径，王椿所关注的始终不只是某项技术本身。在他看来，医学进步的意义，在于为原本不能治疗的患者重新找寻到治疗路径，也在于把已经验证有效的经验转化为更多医生能够掌握的能力。技术突破是起点，而让突破走得更远，才是最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