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之为江南，不惟稻米丝绸、小桥流水，更在其历经千年而不坠的文脉传衍、山海激荡与制度淬炼。这片北枕长江、东临大海的土地，自六朝衣冠南渡，至两宋经济重心移此，再至晚清上海开埠，始终在变局中重塑自身：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国家与地方、文脉与民生，在此交织成一幅绵延不绝的历史长卷。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诸府，在明清时代已臻经济与文化之巅峰；而真正将江南推向历史前台、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性最强劲试验场的，则是上海。这座因海而生、因商而兴的口岸城市，自1843年开埠之后，迅速跃升为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与工业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1956年成立以来，历经七十载学术积累，业已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上海史、江南史研究重镇。几代学人承先继后，以上海为圆心打通长三角区域历史脉络，形成“立足上海、放眼江南”的鲜明学术特色，亦以此共同的关切凝聚为学术共同体。

2026年8月2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江南与海派”学术研讨会，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齐聚一堂，以文相会，探讨一个在中国历史区域研究中极富魅力的核心命题：江南何以成为江南？而上海，作为江南在近代最富张力的产物，又如何反过来重新定义了江南？

治道经纬：政区格局与地方治理的制度实践

江南之繁剧，历来考验着国家治理的智慧与弹性。以历史上重要的运河工程为例，京杭大运河虽沟通钱塘江，但因抵御江潮的海塘存在，钱塘江与京杭大运河并不能直接通航。钱塘江畔海塘上专为客商代办航船雇佣、客货转运的过塘行由此应运而生，在清代及民国时期盛极一时。过塘行文书以往被学界和收藏界笼统称为老船票，因当时颇为习见、用后即弃，留存极少，复旦大学邹怡找到了15份稀见的过塘行客运相关文书，再现了历史上雇船出行的基本流程和费用结构，政府的行政管理作为因此明朗。同样从个案出发，复旦大学于佑安《清康熙时期江南承造鸟船始末》以一场透视中央、地方与基层社会三方关系的微观案例，详述了江南面对技术空白、物料奇缺、工期严逼三重困境时的应对过程，展现出清初国家通过行政命令动员、跨区域物资调配与捐纳制度实现战时财政快速筹集的战争体制之实施。上海社科院江震《两宋江南诸路的治所选址与统治格局》指出北宋江南诸路形成了漕帅同城、宪司分治的基本格局，而南宋初年的军事动荡虽引发了帅司治所的尝试性调整，但路治的核心仍在于综合性民务治理与专门性事务处置之间的动态平衡。上海师范大学姚潇鸫《地方治理与政权护佑：两宋官员与南京蒋神信仰的互动》考察蒋子文信仰在两宋时期的演变，揭示宋代官员如何借助地方神圣资源建构治理合法性。复旦大学张海英《华洋杂处与口岸秩序：段光清治理宁波》依据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从“我者”本体的角度考察了这位官员在新旧秩序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处理社会治安、洋商越界与跨省海盗等新难题的治理理念。

江南之为文化江南，赖有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与士人群体对精神世界的持续建构。一方面，“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在上海师范大学严耀中的研究中，江左精英文化于此得益良多。另一方面，江南文脉原本就具有四个核心特质——“尚仁”“尚智”“尚实”“尚变”，上海师范大学徐茂明追溯从泰伯奔吴、范仲淹创立义庄到徐光启会通西学的历史脉络，指出这些现代性因子在近代上海开埠后被激活，与西方文明发生化合反应，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西南大学陈宝良在“区域研究”与“比较历史”的双重视野下，分析吴越“尚博雅”与“贵专家”、“软美”与“刚崛”、“侈靡”与“俭啬”等一系列差异性特征，指出这种多元一体格局正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特质的生动区域缩影。政区的框架搭建完毕、治理的脉络趋于成熟，江南这片膏腴之地，在制度涵养里滋长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化根脉。

民生经纬：江南社会的经济肌理与家族营生

江南之富庶，根植于土地、产业与人群之间精密的编织与互动。文化赋能经济的典范之一便是紫砂壶。南京大学范金民《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明清宜兴紫砂业》系统考察了晚明至清末江南文人士大夫与紫砂名匠的互动关系，令人信服地指出：正因为紫砂制作的每一个时代均有文人为之总结记述，遂将紫砂制作由技艺提升至“道”的境界。复旦大学王启元《藏经牌记中的江南家族》以之前学界极少系统利用的《嘉兴藏》牌记，结合独家获得的谱牒文献资料，揭示了金坛于氏、王氏与丹阳贺氏三个江南家族明末清初之际持续57年捐资刻藏的事迹，彰显了江南士族尤其是家族中的女性成员在明清佛教复兴运动中的深厚法缘与文化担当，牌记所见刊刻价格的变化，则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彼时的经济面貌。

百年间地方社会应对剧变、在制度缝隙里生长的鲜活故事在这片土地上生发。复旦大学王振忠《晚明社会变迁背景下歙县二十八都之微观研究》利用上海图书馆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从“婚书”与佃仆买卖、赋役制度与民间应对两个维度，钩沉晚明歙县水南一带山乡民众的日常生计脉络，补全了徽学研究中极少被触及的微观乡野样本。浙江工业大学庞煊麒研究崇祯、康熙两度纂修的《开沙志》，认为长江口沙洲上的地方士绅梳理洲地千年的成陆脉络、记录田土产权的历代沿革，其目的是在朝代鼎革、江滩坍涨与迁海政策的三重冲击之下，用乡邦志书的形式完成地方认同的自我整合，为这片新涨出来的土地争得制度层面的生存空间。复旦大学张琰对雍正时期江苏版图顺庄法改革的讨论从赋役制度的核心变革切入，拆解顺庄法如何彻底脱离了旧有以人户为中心的虚拟图甲户籍体系，让赋税登记直接附着于田土的实居区位之上，这一制度变革悄无声息地重塑了江南基层社会数百年的赋役运行逻辑，成为传统中国后期地方治理体系成熟化的重要标志。

此外，复旦大学黄敬斌、王思茹对吴江黎里汝氏家族的考察、南京大学罗晓翔对明代海宁袁花许氏家族日常生活的叙述、上海社科院叶舟对欧阳里诸氏家族与近代上海染织业的梳理、安徽大学李甜对明清南方山场确权中“卖山留坟”交易的研究，或细绎徭役陪累与财产纷争交织而成的日常挣扎，或展现特定群体在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成功转型，共同勾勒出江南家族最有血有肉的真实面貌：从来不是停留在族谱上冰冷的世系名录，而是在数百年的生存风浪里宛转迭代，在官方法度与乡曲人情的缝隙里构建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组织规则，地方惯例由此演化为成熟的生计模式，折射出传统社会在经济发展与伦理诉求之间的平衡智慧，最终串联起整个江南社会从明代前中期宗法重建到近代工商转型的完整脉络。

都市声光：口岸城市的文化生产与日常图景

近代上海之崛起，不惟船坚炮利、商贾辐辏，更在其孕育出一种迥异于内陆的都市文化生态，江南传统在近代语境下因此而饱含张力。上海豫园主人潘允端十六年间790次请仙的记录出人意表，复旦大学冯贤亮以其《玉华堂日记》为研究对象，指出潘氏此举绝非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将扶乩仪式深度嵌入造园、社交、疾病治疗与心理慰藉的日常生活之中，呈现出晚明士绅“三教合一”精神世界的丰富肌理。庚子事变后女班戏园骤兴，江西师范大学林秋云细致梳理了女伶从花鼓戏、猫儿戏到髦儿戏戏园的复出历程，指出女伶即使凭借精湛技艺赢得职业身份，却始终难以逃脱被物化和凝视的命运，其困境恰是近代都市女性谋求职业主体性的一个缩影。

若将视野稍稍拉远，便会发现这种都市文化生态的萌芽，深深植根于江南数百年的文化积淀。上海师范大学张剑光指出嘉定置县之初虽以“顽犷难治”著称，但自唐中期以来即有士人家族陆续迁入，至南宋后期重文教之风渐成，为明清嘉定士人精英“重文尚义”的区域性格奠定了最早的底色，从“争竞斗殴”向“邹鲁之风”的转变，正是江南文化从尚武向崇文演进的生动注脚。上海社科院耿勇《明代后期科举策问的“去义理化”与〈纲鉴〉类历史读物的流行》、上海师范大学孔妮妮《宋代江南地区的文教发展与学校体系的完善》则从古代士子的知识结构入手，共同探讨了江南文化重心最终确立的内在逻辑，这种文化重心的确立，又与江南在东亚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密不可分。上海社科院张晓东、王健、刘晶以《隋唐江南的运河陶瓷之路概述》、《宋元之际淀山湖南岸的地域开发与市镇勃兴》、《从义州到江南——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中江开市》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时空维度，聚焦于因海漕事业与物流运输而崛起的城镇，这些研究勾勒出江南在中国与东亚互动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流动性与互动性的大背景下，上海才能在短短数十年间，将江南的文化基因、商业传统与新兴的都市文明熔于一炉，孕育出独树一帜的都市文化生态。

在多角度的论文探讨中，多声部的江南历史图景渐次浮现，记载的手段同样值得注视。上海社科院马学强以摄影家康正平的镜头为窗口，探讨了“图像入史”的方法论意义，摄影作品见证了大时代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更以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记录了上海街区场景与社会生活的变迁，是无可替代的物质史料。复旦大学巴兆祥聚焦第三轮上海市志的顶层设计，以深度访谈为方法系统梳理修志规划与启动概况，揭示了地方志作为城市集体记忆的制度性载体如何在当代延续编纂传统。凡此种种，成就了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在江南这片土地上的持续对话，最终共同塑造出中国历史上这片最具韧性与创造力的区域。读懂江南的层层脉络，读懂上海在近代浪潮里的蜕变新生，中国文明内生演进的核心肌理宛在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