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文学之间是有内在有机互动的，一方面城市生活生产出了文学和文学家，另外一方面，文学家对于城市的书写同样也参与了城市的塑造。”近日，在愚园读书会首期活动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董丽敏这样阐释文学与城市的关系。

在董丽敏看来，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妇女的被发现以及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新女性既是现代文明的受益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这也成为董丽敏以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两代作家的上海书写为载体，探讨“上海之‘芯’”的核心缘由。

从茹志鹃到王安忆

“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董丽敏援引王安忆的经典观点强调，女性并非上海城市叙事的边缘角色，她们扎根弄堂市井、游走城市公共空间，串联起上海的烟火日常与人文气质，是拆解上海城市精神的核心符码。

地域文脉是两代作家书写上海的根基。董丽敏梳理了茹志鹃、王安忆与愚园路愚谷邨的深厚羁绊。

“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作为上海知名的百年历史风貌街区，愚园路沉淀着海派人文、红色记忆与市井烟火，是读懂近代上海城市迭代的核心文脉载体。愚园路上的愚谷邨，不仅是上海新式里弄的典型代表，更是近代上海的重要红色阵地，其121号曾为1944年中共中央上海局秘密联络点，见证了上海近代风云变幻。

1974年底茹志鹃入住愚谷邨65号，在此居住24年直至离世，此地的市井烟火、邻里百态深深浸润其后期创作。

王安忆从安徽插队返沪后，也在此居住数年，愚谷邨的里弄格局、日常风物、市井人情，成为她日后书写上海市井图景的核心灵感来源，更是其经典作品《长恨歌》的核心场景原型。

茹志鹃：“农村包围城市”的书写

祖籍杭州、生于上海的茹志鹃一生历经颠沛，幼年丧母、父亲离家，自幼与祖母相依为命，还曾短暂入住孤儿院，坎坷的童年经历造就了她文字中独有的温情底色。1943年，茹志鹃投身新四军开启文学创作，1955年转业入驻上海作协，历任《文艺月报》编辑、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58年发表的《百合花》成为其里程碑式作品。

董丽敏指出，茹志鹃的创作始终秉持“农村包围城市”的创作逻辑，将革命战争年代的情感经验，转化为对社会人际建构的思考，着力探索新时代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全新形态。

茹志鹃家喻户晓的《百合花》曾被茅盾评价“结构细致严密、富有节奏感，由淡而浓、意蕴深远”。小说以中秋总攻为背景，以百合花被子为意象，串联起通讯员、小媳妇的纯粹情谊，打破了传统英雄形象的刻板塑造。

“茹志鹃独创‘同志弟’这一称呼，将宏大的革命同志情谊日常化、伦理化，让崇高的革命情感变得可亲可感。”董丽敏认为，这种介于亲情、友情与革命情谊之间的纯粹情感，正是茹志鹃对新社会人际关系的美好期许。

茹志鹃创作上发生巨大变化，是在新时期。在《剪辑错了的故事》中，她写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异，《草原上的小路》则讲到了爱情的变异。“茹志鹃已经意识到了经过历史的沧桑变幻之后，很多珍贵的东西都在消失，但她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有一种纯粹的感情存在，这也是她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种召唤。”

在《儿女情》中，茹志鹃塑造的主人公田井是学校里的书记，但她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和说一口软和的上海话的“妖精”汪稼丽在一起。董丽敏表示，“可见上海人在1980年代初期，在茹志鹃的心目当中并不是好的一个形象。汪稼丽这样的现代女性，对茹志鹃这样革命年代过来的作家来说，代表着危险和腐蚀性。”但《儿女情》中的田井也很难保持自己的初心，而是将为儿子谋出路作为自己的目标，“那种高远的理想主义的东西，曾经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就被空洞化了。”

王安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上海

作为接续母亲文脉、深耕上海书写的当代大家，王安忆以更细腻、更多元的笔触，深挖上海市井肌理与城市精神。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家人定居上海的王安忆，历经知青插队、报社编辑、高校教授、上海作协主席等多重身份，四十余年深耕上海题材创作，成为当代书写上海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王安忆早期作品《流逝》是董丽敏认为值得解读的作品。小说以资本家太太欧阳端丽的人生起落为线索，讲述其在时代动荡中褪去奢靡浮华、躬身体力劳动，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中重塑自我的故事。时代回暖、财富回归后，欧阳端丽却有些迷茫。

小说最后一句话是：“有一个人，终生在寻求生活的意义，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就只是自食其力。”董丽敏认为，这对于今天的上海，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的物质化、生活非常丰裕的时代，怎么寻找有意义的生活？40多年前王安忆的思考仍然是有见地的。”

《长恨歌》是王安忆书写上海的巅峰之作，也是解读近代上海市民文化的核心文本。董丽敏分析，在这部小说发表的1995年，上海彻底进入了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新世纪即将到来，怀旧文化成为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一条脉络。许多作者想以写作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上海，未来的上海是怎样的，从历史的上海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哪些资源。”

《长恨歌》中的主人公王琦瑶，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代言人。“王安忆是要以王琦瑶的故事来写上海。”董丽敏说，王安忆以王琦瑶的一生为缩影，串联起194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上海变迁，将家国世事的大历史，隐于弄堂烟火、人情冷暖、岁月浮沉的小日常之中。

“关于王琦瑶的故事，其实就涉及到城市的‘表’和‘芯’的关系处理。”董丽敏认为，王安忆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得很清楚，“那些轰轰烈烈的都是‘面子’，做人真正的味道是‘里子’，自己过得舒服才是真正的生活。”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接续了张爱玲的写作。

从茹志鹃到王安忆，从1950年代到2026年，母女两代人跨越70余年的笔墨接力，讲述了上海藏于岁月、烟火与文脉中的城市之“芯”，董丽敏表示，“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形象变迁的背后，是每一代人意识形态的变迁，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可以给我们今天理解上海、理解共和国的历史、包括理解这条小小的愚园路给出很多的可能空间。”

据悉，愚园读书会将以每月一期的频率举办，后续将邀请苏智良、徐锦江、毛尖等作家、学者参与。活动立足静安核心场域，深度挖掘愚园路红色底蕴、都市风貌与文坛积淀，通过精品主讲、名家对谈、街区行走、经典共读、新书首发等多元形式，以街巷为文本、以行走为阅读，系统梳理街区名人遗存、历史脉络与时代变迁。

读书会由静安区图书馆、上海新华发行集团主办，上海城市动漫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