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当前，女性议题在网络上的认同度有所降低。与前几年相反，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大众那种淡漠、腻烦的情绪。越来越多人不赞成将性别话语极端化，不愿制造性别对立，因而选择远离。然而，这种淡漠和腻烦，并非对女性议题的简单否定，而是疲惫于喧嚣、混乱的辩论。大家并不认为这些已经被说得太多，不再需要了，而是厌倦了二元对立的简单框架，反对滥用宏大叙事，也有一种对女性话题背后隐藏的消费主义话术的抵触。公众需要的不再只是女性能够被“看见”，也渴望了解当前的结构和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在我熟悉的考古领域，公众关于史前女性的想象，存在两种叙事：一是浪漫化的“母系社会”，把史前女性想象为地位崇高的权力掌握者，以女神信仰统摄社会；二是把狩猎、战争、技术进步、组织演化和文明起源主要归功于男性，而把女性固化在生育、照料和附属的位置上。无论是以神秘化的方式抬高女性，还是以英雄化男性的方式排除女性，都体现了一种简化的逻辑，这与史前考古材料所显示的巨大差异性、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完全不符。

《女性智人的力量》不只是告诉读者“史前也有女性”，也是提醒我们思考：为什么在史前叙事中女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为什么某些活动被视为文明创造，而另一些活动被降格为自然职责、日常琐事？为什么面对同样的证据，男性英雄叙事被当作常识，女性力量却需要反复证明，或被当作偶然的例外？这些问题把这本书的意义从知识补充推进到了认知重写的维度。通过回顾近代以来的宗教、医学、人类学等所谓“科学”对女性的系统性偏见的构建过程，它揭示出“客观中立”的知识生产本身早已被性别权力结构浸透。那些被冠以普遍性之名的理论框架，实则隐含着将男性经验默认为人类标准的深层预设。因此，重要之处不仅在于添补缺席的名字，更在于瓦解支撑不平等认知的整个解释体系。

这本书不满足于在既有话语体系中补充女性的角色、宣布“女性很重要”，而是考察我们的理解、认知如何被塑造成当前的模样，追问既有偏见如何形成、如何被包装成知识。阅读这本书最重要的启发，在于方法上的转换：辨别哪些话语源自想象，哪些判断能够由证据支撑。我想，书名中的“力量”包含了这一层含义——力量不只等同于作战能力、狩猎能力、统治能力或身体暴力，还可以被理解为更综合复杂的社会能力。采集不一定如预设一般是专属于女性的劳动，它还作为一种知识密集型实践，涉及对季节、地貌、植物、储存方式等知识的积累；食物加工不只是狩猎之后的附属环节，也关系到更为关键的营养吸收、资源分配和群体稳定问题；育儿协作不只是私人领域中的自然责任，也与人口再生产、代际知识传递，以及亲属网络有关。

这正是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它不只是知识普及，更是方法上的提醒：重新理解女性，也是重新理解人类自身。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熟知的所谓“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不断地由近代以来宗教、科学、社会、法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积累的当下经验所形成的对过去的想象，是在无数未经检验的预设基础上，由我们在历史材料中不断选择、丢弃构建起来的，远非真实的全貌。这本书的价值完全超越了性别讨论领域，不仅在既有历史中增加了女性故事，更能够重塑我们关于人类起源、劳动分工、技术创造、社会演化的思考起点和解释框架。

（本文摘自《女性智人的力量：隐身10000年的史前女性》，作者陈晓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女性智人的力量：隐身10000年的史前女性》，［法］玛丽莲·帕图-马蒂斯 著，霍一然 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在人类文明的集体记忆中，史前时代往往被描绘成一幅失衡的画卷：男性是荒野中无畏的狩猎者与文明开创者，而女性则在洞穴阴影里，从事着琐碎的采集与育儿工作。男猎女采的二元结构长期被视为人类社会最底层的演化逻辑。

然而，认为女性“天然”服从于男性的观点并非源自远古事实，而是产生于19世纪对女性充满偏见的社会环境，产生于史前学这门学科创始人的先验假设，将那时的性别等级投射到了万年前的荒野中。当挖掘出精美的石器时，人们默认其出自男性之手；当发现陪葬丰厚的骸骨时，人们首先假设它是男性英雄首领。

随着现代科技与性别考古学的介入，这段被误读的历史正逐渐显现出它真实的纹理。在欧洲的洞穴中，生物分析显示约75%的史前手印壁画来自女性；在瑞典比尔卡遗址，曾经被默认为男性维京领袖的遗骸经DNA鉴定确认为女性。这些证据无声地宣告：在最古老的社会中，并没有任何生理或智力上的理由排斥女性参与狩猎、战斗、发明或创作。

原标题：《谁让史前女性“消失”了》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金久超

来源：作者：陈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