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经营网

中经记者 陈靖斌 贵州毕节报道

红军长征在贵州留下了密集而广泛的历史印记。对毕节而言，这段历史不是几个孤立旧址的简单叠加，而是由中央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共同书写的一段转战史、根据地创建史和群众动员史。

毕节市国防教育讲师团秘书长、红色历史研究学者、长篇纪实小说《转战乌蒙》作者李东升，长期研究毕节红色历史。在他看来，理解毕节长征故事，不能只看某一个点位，而要把“鸡鸣三省会议”、南渡乌江、川滇黔边区根据地创建、乌蒙山回旋战以及群众支援红军放在同一条历史脉络中观察。

毕节不是一个简单的长征路标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说毕节是红军长征史上一个需要被重新理解的重要地方？

李东升：毕节是一块奇特的土地。谈到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活动，打开长征地图，可以看到红色线条在毕节板块上密如蛛网。因而研究长征史始终绕不开毕节。

从中央红军来看，1935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转战到毕节边境林口一带。在三省交界处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贯彻执行了“遵义会议”作出但尚未完全落实的有关决定，在组织上和军事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从红二、六军团来看，1936年他们挺进毕节后，创建了以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根据地。可以说，这是红军长征时期在长江以南创建的最后一块根据地。毕节根据地在创建、发动群众、补充兵员、部队整训、战略转移等方面，都有非常突出的历史地位。

所以，毕节不是长征地图上的一个普通地名，它既见证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的战略机动，也见证了红二、六军团创建根据地和转战乌蒙山的历史进程。

《中国经营报》：“鸡鸣三省会议”在毕节长征叙事中处在什么位置？

李东升：“鸡鸣三省会议”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遵义会议之后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和红军在极端危急关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但相关决定还需要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红军转战到毕节边境林口后，在三省交界处召开“鸡鸣三省会议”，进一步落实组织和军事领导方面的问题。党史中提到，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由作为党的总书记，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助手，进入军事指挥高层，这是中国革命伟大转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因此，讲毕节红色历史，不能只讲“红军经过这里”。更重要的是讲清楚：在长征这样一个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历史进程中，毕节一带发生过怎样的历史转折，红军为什么能够在这里取得长征途中的“黄金时期”。

《中国经营报》：毕节金沙后山南渡乌江，在长征史上有什么特殊意义？

李东升：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之后，在毕节金沙后山南渡乌江。南渡乌江不是一个单独的渡江行动，它和四渡赤水紧密相连，或者说是一个整体。

我理解，金沙后山南渡乌江，是四渡赤水之后非常关键的一笔。材料中也提到，南渡乌江被认为是四渡赤水的“收官之笔”和“点睛之笔”。红军通过这一行动，真正摆脱了敌人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继续向新的战略方向机动。

金沙县南渡乌江研究会会长李柯孚在现场讲述中也提到，红军主力向金沙方向运动、靠近乌江，渡江后佯攻贵阳，从3月25日前后开始进入南渡乌江阶段。

这些内容放在一起看，就能明白：南渡乌江不是简单的地理跨越，而是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后继续跳出敌军包围的重要军事行动。

《中国经营报》：毕节长征故事里，群众基础为什么特别值得写？

李东升：长征既然是脱离根据地的远征,所以红军每到一地，能不能得到群众支持，决定着队伍能不能立住、走远。

红二、六军团进入毕节后，做了大量扎实的群众工作。红军宣传党的主张，组织武装工作队下乡，打土豪、分田地，把缴获的财物、粮食、盐巴分给贫苦百姓。正是这些工作，让当地群众真正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亲人。

1936年12月，任弼时、关向应在给党中央的红二、六军团长征总始中，有一组非常重要的数据：短时间内有5000多名群众参加红军，充实了红二、六军团。红二、六军团转移出毕节时，5000多战士跟随队伍踏上北上征途。

这说明，毕节的红色历史不只是红军“经过”的历史，更是红军和人民群众相互成就的历史。红军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红军当亲人。

《中国经营报》：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为什么值得重点书写？

李东升：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后，在这里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这是毕节红色历史中最有分量的内容之一。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突破乌江上游天险鸭池河后进入毕节，随后召开黔西会议，建立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党委组织和政权机构。之后，红军又占领大方，在大方召开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根据地地方政权诞生。

2月9日，红二、六军团进占毕节。在毕节地下党的配合下，红军一枪未放顺利进入毕节。此后，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川滇黔省委、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进入毕节，毕节七星关区也成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心脏。

这段历史说明，毕节不只是红军的行军路线，而是红军创建根据地、建立政权、发动群众的重要区域。

《中国经营报》：乌蒙山回旋战为什么是毕节长征故事中的重要章节？

李东升：在毕节红色根据地创建时间，国民党调动了6个纵队，20余万重兵从各个方向逼毕节近，红二、六军团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撤出毕节，进入乌蒙山区，展开了著名的乌蒙山回旋战。那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将红二、六军团围堵在乌蒙山狭小的区域，形势十分危急。红军在重兵围困下依靠高度灵活的战略机动，在乌蒙山中辗转腾挪，巧妙穿插，不时给敌予重创，争取了活动的空间。

乌蒙山回旋战的精彩之处，在于红军不是被动突围，而是在极端复杂的敌情中主动调动敌人、寻找空隙、跳出重围。红二、六军团在哲庄坝突袭万耀煌纵队后，敌人6个纵队巳被调动到云南镇雄方向，滇西北宣威一带敌人兵力相对空虚，红二、六军团抓住机会，在敌人结合部的狭小缝隙中悄然突出重围，第三次进入云南奎乡，并通过战斗击溃追兵、赢得机动时间。

这场战斗的军事评价很高，是红军长征途中著名的“八大战斗”之一。毛主席称赞说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军史上评价它和“四渡赤水”有异曲同工之处，体现了红军在乌蒙山区灵活机动、以弱胜强的战略智慧。

所以，讲毕节长征故事，乌蒙山回旋战一定是高峰。它让毕节从“红军经过地”变成“经典战例发生地”。

今天讲长征，不能只讲旧址

《中国经营报》：今天再讲毕节红色长征故事，应当如何避免只停留在旧址介绍上？

李东升：红色旧址当然是长征历史的重要赋存和载体，但如果只讲旧址、只讲牌子，故事就容易变薄。要把旧址背后的历史逻辑讲清楚，要有机地把人物、事件、地理空间和今天的传承结合起来。

比如学校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口。毕节六小所在的地方，长征时期曾是红军医院，伤病员曾在这里治疗。现在这里成为学校，2024年又被授予全国红军小学名称。学校把毕节长征时期的红色景观、红军在毕节创建根据地的历史点位等融入教育空间，这就是红色基因传承的具体方式。

对今天的学生来说，红色历史不能只是书本上的年代和地名，要让他们知道，脚下这块土地曾经发生过什么，红军为什么能赢得群众，群众为什么愿意跟着红军走，红军在极端困难中怎样坚持理想信念。

把这些讲清楚，红色旧址才会真正变成教育现场。

《中国经营报》：如果给毕节红色长征主题报道提建议，你认为最应该抓住什么？

李东升：我认为至少要抓住三点。

第一，要抓住历史转折。“鸡鸣三省会议”、南渡乌江、乌蒙山回旋战，都不是孤立事件，它们与遵义会议后的中国革命走向紧密相关。

第二，要抓住群众基础。毕节红色历史最打动人的地方，是红军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5000多名群众参加红军，群众为红军赶制军装、筹集粮食，这些都是最有力量的细节。材料中提到，前大定、黔西、毕节三县民众在短时间内为红军赶制2万套军装，并为红军筹集了20万斤大米。

第三，要抓住当代宣传传承。毕节厚重的红色历史，截今未见影视作品，这不能不是个遗憾。这里有旧址、展厅、红军小学、研学线路，也有一批讲解员、研究者、基层干部和群众在继续讲述这些故事。报道不能只写“过去发生了什么”，还要写“今天的人怎样继续理解它、讲述它、传承它”。

毕节的红色长征故事，最终要从旧址中走出来，从档案中走出来，走进今天的课堂、村庄和群众生活。只有这样，这段历史才不会停留在纪念碑上，而会真正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可以理解、可以接续的精神力量。

（编辑：赵毅 审核：童海华 校对：燕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