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刻意管理，周艺飞的体重在过去一个月内降至了近十年来的最低点。我们的采访约在上海一间茶室中进行，说到后来，她端起茶盏喝茉莉花茶，喝出一种借酒消愁的气势。

7月，由周艺飞编剧的现实主义题材医疗剧《问心2》完结，这是2021年《小舍得》和2023年《问心1》之后，她与观众见面的第三部独立编剧作品。

医疗题材专业门槛高，周艺飞想尽力做好，掌握其中的分寸与平衡。但相比《问心1》的广泛好评，《问心2》面临着更多争议。她从中观察到社会情绪的些许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有一定的“审悲”需要，如今有些不同了，观众“不太希望剧中人物遭受不好的命运”。

周艺飞反思：“作为创作者，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变化。”毕竟，这些年的从业经历告诉她，遇见什么人、项目进展是否顺利，甚至于时代情绪如何变化、长剧行业前景究竟如何，都不是个人能掌控的。既然选择了编剧这一行，只能不停地写，欣然去拥抱变化。

对每一个项目全力以赴，把所有热情扑上去。“然后尽人事，听天命。”周艺飞说。

续集的忐忑

6月18日，《问心2》开播当天，周艺飞和家人在一起。他们准备了花束、小龙虾和蛋糕，在家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开播仪式。她十分忐忑，甚至比《问心1》播出时更紧张。

《问心1》在播出后收获了豆瓣评分8.5的好评。续集的立项决定，是在《问心1》播完后才落地的。在第一季的创作过程中，周艺飞从未想过还会写第二季。

《问心1》在豆瓣收获8.5分的好评

这让第二季的剧情展开十分艰难。周艺飞解释，在第一季的故事中，无论母子、兄妹、搭档还是情侣，几对人物关系已全部穷尽。如何让几对主角关系再起波澜，再支撑起40集电视剧的剧情发展，“破题真的很难”。

大纲几次被推翻，最终的解题思路还是来自一线采风。这是周艺飞每次创作现实主义题材剧集之前的必修课。在第一季筹备期间，她曾花了半年多时间，去各地医院心脏科“上班”：早上7点半之前抵达医院，和医生们一起参加交班大会，有时晚上还会去急诊胸痛中心陪医生值夜班。

周艺飞下了苦功夫，但她依然感觉到，最初大部分医生对她这个编剧是怀有戒心的。“人家不相信你的诚意，觉得你只是来随便问问，电视剧最终就是披个医疗的外衣，不会去好好写。”

周艺飞

然而等《问心1》播出之后，第二季再去采风，周艺飞发现医务工作者开始信任她。她听到了医务人员更多的心声，知道了他们更深层的苦恼，比如临床与科研之间难以平衡的重压，比如科室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院内围绕绩效展开的种种博弈。

周艺飞在采风中得知，在真实的医疗生态中，医疗器械代表并非大众刻板印象中像过街老鼠一样，这一工种也有它的职业尊严，也有值得尊敬的专业从业者。

她对医疗生态的体悟，变得与第一季时大不相同。因此，她与制作团队决定在第二季往医院生态的更深处走。“如果说《问心1》构建了一个理想国，那么在《问心2》中，我们想把这层理想国的外衣稍微掀开一角，让观众看见这个生态存在的一些隐患。”

因此，周艺飞在剧中刻画了心外科主任盛年，一个非典型的灰色反派人物。盛年是医疗体制中功利主义的代表，在“救死扶伤”与“绩效创收”之间偏向了后者，最终走上一条不归路。

盛年

周艺飞认为，一部好的行业剧应当遵循两个创作原则：一是，创作者要对行业抱有极大的善意，给予行业中人物公允的评价；二是，创作者要赋予行业立体多面的解读空间：不要污名化，也不要神化。“就像在剧中，我没有完全地圣人化白衣天使，也不会去完全抹黑医疗器械代表。”文艺创作尽管做不到完全客观，“也应该尽可能客观地去呈现真实”。

最终目的是，通过文艺创作者的眼睛和笔，去反映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让公众对此有所觉知。“哪怕这些问题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我相信时间会验证这一点。这是我们做现实主义剧集重要的使命。”周艺飞说。

在现实与戏剧之间

在医院，周艺飞亲眼看见过数次死亡，最难忘的永远是第一次。

那是在某省市的一家二级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周艺飞原本站在护士站旁与护士长交流。突然，一个70多岁的病人因基础病众多，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当医护退去后，家属被喊了进来，然后是殡葬人员，很快，逝者被移送出去了。

望着空荡的床位，周艺飞觉得无比恍惚。类似的情景，她后来在采风期间见了太多、听了太多，“免不了会‘emo’”。

她曾以为医生护士们见惯了生死，对病人的离世习以为常。事实却非如此。

周艺飞在采风中认识了一位儿科医生，他曾在许多年前接诊过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女孩来到医院时已经心衰了，家长缴费不太积极，一直欠费。孩子必须用药，科室医生护士们就轮流去窗口缴费，交一笔钱用一次药。女孩最终还是走到了生命尽头，在被推向抢救室的路上，她还在喊：“妈妈！”

女孩去世后，这名儿科医生久久走不出来，叠加其他一些因素，最终他选择了辞职。

人生就是如此冷峻无常，而这也是现实主义题材必须直面的课题。为了写好剧本，《问心1》剧本写了两年多，《问心2》写了近3年。五六年间，全身心投入其中，周艺飞觉得自己仿佛“过了好几辈子”。

有时候，笔下人物不得不因病“下线”，周艺飞会一个人难受得在房间来回踱步。“大家说编剧铁石心肠，其实在观众崩溃之前，我已经一个人先崩溃无数次了。”

更难的是平衡现实与戏剧之间的关系。周艺飞说，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真实和专业性，直接选择戏剧性最激烈的方式去处理人物选择、转折桥段，创作起来既省事，似乎效果也好，但她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

一个例子是剧中的主角林逸，因家族携带扩心病的致病基因，头顶始终悬着一把剑。到了第二季，从戏剧功能的角度考虑，这把剑不能继续悬在空中，应该最终对林逸的人物命运给出一个交代。于是，周艺飞辗转于北京、上海的三甲医院，到处拜访心脏科和遗传学专家，咨询有没有办法让林逸不发病。得到的答案，都是“有点难办”。

周艺飞有点沮丧。“那个时候想，干脆黑着心就杜撰一个理由吧，说林逸没事了。”但她很快又觉得说不过去：“扩心病的家族遗传一直是人物第一季隐含的行为动机，编剧突然施展‘上帝之手’，说不要紧了，那不是耍观众玩吗？”

她只好继续像家属一样，四处为林逸求医问药，最终联系上一位基因学方面的科学家，对方告诉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某一种扩心病的致病基因外显率很低，且如果发病晚，预后会很好，有可能终生不发病。在电话中得知消息，周艺飞松了一口气：“哇，林逸有救了。”这篇论文的原始页面，最终也出现在了成片的相关段落中。

林逸

在戏剧创作中坚守真实性，就像戴着镣铐跳舞。有时候，周艺飞实在被折磨得受不了，会和制片方说，下一部要写架空幻想剧，更随心所欲地放飞想象力，不再被现实“牵绊”。

不过，现实主义题材也有它不可思议的能量。《问心1》播出后，周艺飞经常收到之前采访过的医生发来的微信，对方说当天接到的患者，“就是觉得心脏不舒服，看了《问心》之后来检查的”。

剧集不仅可以反映现实，甚至可以影响现实。周艺飞觉得，假如《问心》系列的播出，将一些必要的医学知识科普给了更广泛的人群，“哪怕（拯救）一个两个，（对创作者）都是很大的福报了”。

编剧的孤独

《问心2》交付的剧本总计50多万字，但在创作期间，周艺飞写了“最少200万字”。

一部长剧的创作流程，远比普通人想象的更加漫长。比如，先写人物小传和故事大纲约6万字；然后，与甲方策划团队开会，沟通修改意见，“改一遍、两遍……无数遍”。“推倒重来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大纲通过后，再写分集大纲。周艺飞习惯每集大纲写4000多字，再走一遍上述修改流程。等分集大纲通过，进入正式的剧本写作，通常已经过去一年左右。而此后的创作与修改，又将持续一年甚至两年。

编剧是孤独的工作，周艺飞说，就像手术台上的主刀医生，“没人可以帮你开刀”。

如此巨大的创作体量和漫长的创作周期，无法仰赖一时的灵光乍现，全凭日拱一卒地匀速前进。周艺飞在家附近租了一个共享办公位，每天睡醒后，吃个早午饭就去上班。一天专注工作六七个小时，晚上和家人一起吃晚饭；周末就去图书馆或咖啡厅写，周期紧的时候，晚饭后也会继续工作，几乎“全年无休”。

如果请周艺飞对青年编剧给予一些建议，她会说：建立健康作息，不靠灵感，不沾烟酒，不依赖咖啡，不要熬夜。

在第一部作品《小舍得》之前，周艺飞已经默默写了8年。这8年间的项目几乎全部夭折，有的是写完大纲后项目“黄了”，有的是写完了剧本没拍，还有拍完没播的。磕磕绊绊这么多年，“大部分时候都蛮绝望的”。

最难熬的还不是经济上的难以为继，而是鼓起面对批评的勇气。编剧每交一稿，都要坐在剧本会上，面对四面八方的修改意见。有时候资方讲得委婉，但也有的劈头盖脸批评，提出各种莫名其妙、无法接受的意见。

“要学会课题分离，对方否定我的剧本，不是在否定我这个人。”周艺飞说，这是心理上最难熬的一关。

熬过低谷和挫折，令她真正体会到职业成就感的，是看见自己个人主张非常强烈的剧情段落，在剧集中被相对完整地呈现。

《问心2》中，就呈现了两个最让她投入的病例：张调娥是一位乐观、质朴的农村女性，周艺飞在她的故事中融入自己长期以来对“重男轻女”文化背后制度因素的思考；而在杜炎的故事中，周艺飞结合了近年的“戒网瘾学校”热点，探讨父母对孩子充斥着控制欲的爱，如何把孩子逼向了生死边缘。这两个都是周艺飞很在意、很想表达的主题，“哪怕这部剧没有表达，下一部也想表达出来”。

张调娥

挫折与成就感相伴而生，于是就像大时代的每一个普通人，周艺飞忽而想得开，忽而想不开。

上一秒她还在说，如今受短剧冲击，长剧开机量减少，“对我个人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对好剧本和好编剧的需求更高了，认真做事的人会被看见”。下一秒，她又变得悲观起来：“以前觉得要写到70岁，一辈子要有十几二十部作品。现在觉得很难讲，长剧还能存活多久都不好说。”

但对她来说，表达是一种天然的冲动。无论行业会如何变化，她坚信自己一直会是一个内容表达者，“因为表达是我和生活链接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