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汉朝,多数人脑海里,是汉武帝挥师北击匈奴的沙场,是未央宫金銮殿上君臣议事的肃穆,是史书里一笔带过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千百年来,正史的笔墨永远留给帝王将相,占汉代人口九成以上的普通人,只是宏大历史里模糊的背景板。

　　《王朝的基石:市井乡野的汉家烟火》把目光投向两千年前街头巷尾、田垄乡间的普通人。书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政变与战争,只有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细碎日常:一顿饭、一件衣裳、一次赶集、一场春耕、一回邻里相聚。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串联起完整的汉代生活图景。

　　□惟寅

人间烟火

　　民以食为天,汉代人同样把吃饭当作头等大事,但《王朝的基石》告诉我们,同一片土地,贵族和平民的餐桌是完全割裂的两个世界。

　　两千年前的中国人,主食已经有了清晰的地域划分。长江两岸家家户户种水稻,交趾一带甚至能一年收获两季稻米,米饭因此是南方人的日常。北方人最离不开的是粟米,朝廷官员发俸禄,直接以多少石粟米计算,足见粟米在北方的地位。小麦则是当时刚推广开来的新作物,东海郡地方官上报政绩,专门写明当年多种了近两千顷麦子。巴蜀一带百姓颇偏爱芋头,岭南百姓靠山药果腹,高粱也已经通过贸易传入中原。

　　随着石磨、舂米工具普及,汉朝人告别了单纯蒸煮谷物的“粒食时代”,各式各样的面食走进日常生活。撒上芝麻烘烤的胡饼、泡进汤里吃的汤饼、混着动物油脂烤制的髓饼……五花八门的面食摆满了市集摊贩的货架。

　　餐桌上的肉食则是明显的身份分界线。猪肉是民间相对容易吃到的肉,汉墓里随处可见陶制猪圈模型。鸡鸭也价格低廉,逢年过节,普通人家能舍得买来改善伙食。牛肉在当时格外珍贵,耕牛是种田的劳力,律法严格保护耕牛,因此,只有贵族宴会、军队犒赏士兵,或是皇帝赏赐乡间老人时,才能见到牛肉。当时,羊肉养殖规模极大,史书里记载,有人放牧上千只羊,收入能和千户侯持平。

　　若是生在富贵人家,餐桌上的选择更是丰富。鲤鱼养殖已经形成完整产业,小规模养殖一年便能收获上万尾鲤鱼,龟、螃蟹以及各类河鲜随时能端上餐桌,贵族还能享用大雁、鸳鸯、野猪、熊肉等野味。广州南越王墓中,甚至出土过两百多只加工储存的禾花雀。可这些山珍海味,底层百姓一辈子都难尝一口。

　　蔬菜里,冬苋菜是汉代最主流的青菜,家家户户菜园里都会栽种,腌制成干菜,可以帮一家人熬过漫长寒冬。韭菜、蔓菁已广泛种植,西域传来的大蒜、本土的花椒,能提供不同的辣味。

　　水果有着极强的地域限制,甜瓜、枣、桃子南北随处可见,长安城外“东陵瓜”远近闻名。荔枝、龙眼、椰子、芭蕉这类南方鲜果,想要运到北方,则需要沿途十里一驿站、五里一堠,运送途中损伤无数,只有皇室高官才有机会品尝。

　　烧烤是汉朝人热爱的美食,画像石里清晰刻画着古人串起肉块、架在炭火上烤制的场景。除此之外,黄泥裹住整只牲畜烘烤的“炮肉”、薄片生切蘸料食用的“脍”、各类荤素炖煮的羹汤,都是当时主流的烹饪方式。在那没有冰箱的年代,底层百姓更多依靠风干、盐腌储存肉菜打牙祭,腌菜、干肉是漫长冬日里唯一的副食。

　　《王朝的基石》的几个小故事,更是道尽了底层百姓吃饭的窘迫。有普通人为了独占一罐肉酱,不惜往里面吐口水,就怕旁人分食；西汉陈平年少家贫,整日只能吃糠皮野菜；寻常佃农一年到头,主食只有豆子、野菜,肉食是过年才能奢望的稀罕物……

　　除了饮食,穿衣、住房、出行,同样一眼就能区分身份高低。达官贵人穿锦缎刺绣的宽袖深衣,佩戴玉石配饰；普通百姓只有粗糙麻布短衣,寒冬难以御寒,底层奴仆甚至没有完整蔽体的衣物。富贵人家院落宽阔,多层楼阁、花园齐全；普通百姓只有夯土茅草搭建的小平房,一间堂屋搭配两间小屋,厨房挨着水井,屋内只有草席、陶制炊具；乡间豪强会修建带防御功能的坞堡庄园,圈起大片田地与房屋。出行时,马车、驷马专车是官员贵族专属,中产家庭勉强置办牛车,而穷苦百姓无论远近,就只能靠双脚徒步赶路了。

城乡谋生

　　谋生是人一辈子的追求。《王朝的基石》把视角一分为二,一边是长安、洛阳热闹喧嚣的城市街巷,一边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田野。城市商贩、求学士子、乡间农夫、庄园豪强各自奔走,两类人群相互依托,共同成为大汉王朝稳定运行的底层支柱。

　　汉代城市集市划分清晰,粮食、布匹、肉食、酒水分区摆摊,小商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胡饼、鲜果。大规模产业更是遍地开花,种植千畦韭菜生姜、饲养上千牛羊,收益便能比肩朝廷侯爵。边境集市上,西域胡人带来珠宝、香料、葡萄酒,中原商人贩运丝绸、粮食互通有无,商贸往来十分频繁。

　　当时,民间已有成熟的商业规则,土地买卖、牲畜交易、借贷雇工,都会写下正式契约,标注见证人与违约处罚条款。居延边塞的普通人寇恩,受官吏委托帮忙售卖鱼,辛苦奔波数十天,最后却险些被克扣工钱,相关的纠纷记录被写在简牍上留存至今,展现了汉代民间处理商事矛盾的完整流程。在汉代,商贩们甚至懂得宣传招揽客人,酒肆悬挂酒旗、沿街高声吆喝、在商品上刻印产地标识,和如今的营销思路别无二致。

　　不过,即便商贸氛围宽松,汉代商人依旧有着难以挣脱的枷锁。朝廷不允许富商在服饰、车马规格上逾越等级,其社会地位低于务农百姓。因此,绝大多数商人积攒财富后,不会继续扩张生意,反而购置田地回乡,转型乡间庄园主。对他们来说,经商只是快速积累财富的跳板。

　　在长安、洛阳生活,则是另一种体验。都城里有一群远道而来的太学生,他们有着普通人眼中最好的出路:在都城最高学府读书,在学府旁的槐市交换书籍、结交同窗,依靠察举、官员征辟获得做官机会。

　　与此同时,街巷间还活跃着一群城市少年游侠,他们重信守诺,时常调解邻里私怨,却也聚众斗殴、滋生祸乱,官府很难管束,成为汉代独有的城市江湖风景。除此之外,弹琴跳舞的倡优、手工匠人、驿站差役、往来办事的底层小吏,填满了城市的里坊。

　　郡功曹师饶是颇具代表性的基层小吏,他没有高官厚禄,每日总是埋首处理户籍、赋税、民间诉讼,空闲时还要周旋于地方大族、同僚之间的人情往来。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无名小吏,是连接朝堂政令与乡间百姓的桥梁,若是缺少这群人的奔走,大汉的律法、赋税、徭役制度根本无法落地。

　　汉代超过九成百姓生活在乡村,农耕生产是国家粮草、赋税、徭役的唯一来源,《王朝的基石》细致描绘了三类乡间人的不同人生。

　　自耕农是乡村最普遍的群体。一户人家拥有自持田地,夫妻二人耕种,养蚕织布、饲养鸡鸭,严格顺着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农时劳作,农闲时参与乡里祭祀、节庆聚会。可每年固定的徭役、兵役,以及沉重的人头税、田赋,让安稳的日子格外脆弱。一旦遇上天灾、家人生病,他们只能变卖土地。

　　失去土地的佃农与依附民,是汉代最底层的群体。他们耕种豪强的土地,缴纳高额地租,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常年只能靠粗粮野菜充饥,一年到头很难吃到肉食。

　　地方庄园主则是乡间实际的掌权者,他们兼并大片土地,庄园内部农耕、纺织、酿酒、畜牧一应俱全,自给自足,还修建坞堡抵御战乱流民。平日里资助乡里、开设私学,在本地拥有极高声望。

　　当然,乡村生活不只有无尽劳作,邻里之间自有温情秩序。春秋两季举办社祭,全村百姓聚在一起饮酒欢庆；婚丧大事,家家户户互相接济,农忙时邻里换工帮忙。若是出现土地、借贷纠纷,乡里的三老、啬夫会出面调解,构成古代独有的基层自治模式。

精神底色

　　历史不只有衣食温饱、谋生奔波,一个时代真正完整的模样,还藏在普通人的内心与精神世界里。

　　汉代人心中,生死不是彻底的离别,他们坚信人去世后魂魄一分为二,魂飞向天际,魄留在地下,逝者依旧需要完整物资维持地下生活,厚葬的习俗因此传遍全国。王侯贵族的墓葬堆满金银、丝绸、各色美食,陶制楼宇、牲畜填满墓室。普通百姓即便家境贫寒,也会倾尽积蓄打造棺木,随葬粮食、陶罐,不愿亏待逝去的亲人。马王堆、海昏侯等汉墓出土的陶灶、陶猪圈、酒器,都是为了让逝者延续生前的烟火日常。

　　在当时,民间巫与医同时存在,百姓生病后,一边依靠草药医师诊治,一边请来巫师祈福驱邪。上层贵族更信赖正统医方,乡间百姓则大多依靠巫术宽慰病痛,两种信仰并行不悖。

　　日常往来的礼仪,则构建起汉代完整的人情社会。不同辈分、身份的人见面,行礼方式有着区分,晚辈对长辈、百姓对官吏、宾客与主人,都有固定规矩。亲友邻里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相互馈赠礼品,形成稳定的人情往来。乡里集体宴饮时,暂时抛开身份等级,所有人欢聚一堂,是底层百姓难得放松的时刻。

　　书信拜访、宴席款待、互相馈赠,是当时大家维系人际关系的主要方式。基层小吏奔走于大族之间维系交情,游学太学生相互赠书、彼此举荐仕途,商贩靠酒食契约稳固合作,农夫农忙换工、患难相助,一张巨大的人情网络,串联起整个汉代民间。

　　完整的民间节日体系,更是承载着古人的情感寄托。岁末祭祀祖先、春社欢聚、伏日休憩,各类固定节庆给常年劳作的百姓留出喘息的机会。在这些节日里,人们放下农活生意,祭拜先祖、与家人团聚,期盼来年丰收、阖家安稳,承载着普通人最简单纯粹的愿望。

　　《王朝的基石》的动人之处,在于字里行间普通人共通的悲欢情绪。边塞小吏寇恩奔波讨要工钱时的委屈；公孙弘海边放猪、苦读多年渴望翻身的不甘；卓文君放下锦衣玉食,陪爱人街边卖酒的果敢；自耕农害怕天灾毁掉一年收成的焦灼；庄园老人年末和族人团聚的温暖……在众多历史的细节里,我们不只看见开疆拓土的帝王、名垂青史的贤臣,更能看见藏在历史角落,努力活着的寻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