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朱海就

来  源：微信公众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本文为阿根廷总统米莱最新中文版著作《经济思想的激辩：凯恩斯、弗里德曼与奥地利学派》的序言

经济学从门格尔到米塞斯，实际上经历了一次范式的切换：告别了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开辟了新的基于行动人的范式。然而，这一范式的革命没有引起重视。新古典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事实上仍然停留在旧的均衡范式中。这种旧范式使用函数与等式来描述世界，根本没有切中由有目的的人的行动构成的人类社会，在人的行动构成的世界中，不存在函数关系与等式。它从根本上是错的。这一旧范式，以牛顿机械论因果观去理解人类社会，把社会视为可以操控的对象，因此也为干预主义提供了支持，因为它认为可以通过控制一个或多个变量，来决定其他变量，来实现某个整体上的最优。这种机械的因果关系，在物理世界中存在，在人类社会中却并不存在。

经济学理论的独特性，是建立在有目的的人的行动或主观主义的概念之上的，这也意味着经济学的理论具有先验性。它的规律，是通过演绎的方式发现的，如价值理论、价格理论、报酬律、边际收益递减等等。经济学的理论，不是由函数与等式关系（基于均衡思想）构成的，而是以演绎的方式建立的。这样也就区分了经济学的“理论”与“历史”，前者是普遍适用的，后者是经验的与具体的。相比之下，函数与等式关系，是对经验世界的模拟，不是经济学理论本身。同样，实证经济学是历史，也不是经济学理论本身，同时，对经验的考察不能获得理论本身。这一新的经济学范式把个体视为有目的的人——他具有理性（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他的行动总是与他选择的“理论”相关。经济增长是个体正确选择理论的结果。

如上所述，凯恩斯的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事实上都还是旧的范式，在方法论上与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是一致的，都是采用均衡方法。这一理论认为市场的自发调节会失败，需要政府进行人为调控。它把市场视为调控的对象，而不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它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它把参与市场的个体视为非理性的（受动物精神支配），而把政府官员视为理性的：政府官员可以设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去纠正非理性的市场参与者制造的市场失灵。

经济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对社会的理解是建立在主观主义概念之上的，这也是边际革命的价值。凯恩斯没有在由门格尔开辟的“边际革命”的路径上前进，而是采取了均衡方法与总量分析，这样就自然无法触及经济问题的本质，导致一切经济规律都没有了踪影。在本书中，米莱指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价值理论本质上是劳动价值论的变体，认为凯恩斯彻底否定主观价值理论，此举实为概念层面的巨大倒退。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凯恩斯的均衡方法与总量分析中，没有真正的经济学，甚至可以说是它否定了经济学。在本书中，米莱用“对经济理论的亵渎”来形容凯恩斯经济学。

经济问题的本质，是通过主观主义方法获得的，假如脱离了主观主义方法，我们就无法获得有关事物本质的认识。我们可以以“货币”概念为例来说明。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货币的本质是一个与购买力相关的概念，货币的购买力随货币供需变化自动调整，米塞斯用边际效用理论解释了货币购买力的来源与决定，这样就把货币问题纳入了主观主义分析法中，这是关于货币的真正理论。然而，在凯恩斯的经济学中，货币是数量概念，是流动偏好与利率的函数，有关货币本质的论述是缺失的，或者说，他没有把他的一整套理论建立在对货币本质的认识之上。也正是把货币视为数量概念，才使得货币政策——对货币数量的调节——具有“合理性”。反过来说，假如货币是“本质的”，其购买力由市场本身调节，那么货币政策就是不合理的。

我们不仅通过主观主义方法获知货币的本质，还获知成本、价值、利润等等的本质，这是新范式的优越之处。当主观主义方法被抛弃时，经济问题的本质便被掩盖或忽视。这种“忽视”的后果，就是导致干预主义的出现。主观主义方法的使用或对经济本质的揭示，是支持“自由市场”的，也只有在自由市场中，经济的本质得到充分体现。假如否定经济的本质及相关的主观主义方法，事实上这也就否定了自由市场。这一点在凯恩斯身上有充分的体现。米莱在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凯恩斯设计的体系与自由选择权根本对立。其理论内核排斥市场自发秩序，导致两种范式不存在任何交集的可能。”

米莱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很深刻，指出了他的很多错误。但是，他对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持肯定态度，这倒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弗里德曼的很多政策是支持自由市场的，但是就其理论本身而言，仍然属于旧范式的。很显然，弗里德曼也没有采用主观主义方法来理解世界，因此他和凯恩斯一样忽视了事物的本质，并且与凯恩斯一样，支持某种最优的调控，如温和的通货膨胀，这也是一种货币政策。比如，弗里德曼不反对中央银行，这意味着他不支持市场的自发调节，相反，他支持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在方法论上，弗里德曼还支持实证主义，这一方法指向的是干预主义，是奥地利学派所反对的。在本书中，米莱支持弗里德曼的这样一种观点，即无论是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还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都源于美联储错误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这一观点在罗斯巴德传统与现代奥地利学派学者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显然，如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所强调的，经济危机源于央行的通货膨胀政策，要消除危机需要废除中央银行，使货币非国家化。

在本书的第五章与第六章中，米莱提出“微观基础的重构”，并给出基于熊彼特创新概念的增长理论。“微观基础的重构”这一提法是不错的，但是米莱似乎没有把它与经济学范式的转变联系起来，或者说，他仍然是在旧范式下理解微观基础的重构问题。实际上，从旧范式转到新范式，自然地就包含了微观基础的重构：从旧范式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转向“有目的的行动者”，而增长理论事实上也已经包含在有目的的行动者这一概念中，或者说，包含在基于这一概念而建立的经济学理论（行动学）中，因此不需要专门建立一个“经济增长理论”。在第五章中，米莱花费大量笔墨讨论的各种增长模型，虽然会给人一定的启发，但都是对真实世界的模拟，预设了变量之间机械的决定关系。这些模型仍然属于旧范式，在方法论上是难以成立的。包括建立在均衡方法之上的熊彼特增长理论，也是如此。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这在结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就经济学理论而言，不需要单独引入企业家的概念，因为“人的行动的目的性”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企业家（创新）之意。经济增长或企业家精神的涌现，是良好制度环境的结果，而良好的制度环境，又是个体认识或运用先验的经济学理论的结果。

我们希望，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也能够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篇章。作为经济学家的米莱，正在不遗余力地在阿根廷实践这一新的范式。如这一实践能够取得预期中的成功，那么对其他那些因为背离正确经济学理论的指引而深陷衰退中的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将为人类寻求走向自由、和平与繁荣的道路提供一种思考。

（本文为阿根廷总统米莱最新中文版著作《经济思想的激辩：凯恩斯、弗里德曼与奥地利学派》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