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卫列

当前，有关中东等热点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延宕并引发国际能源市场剧烈波动的消息，不断占据国际媒体头条。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复杂交织的同时，另外一条赛道正在成为重新定义一个国家现实能力与未来潜力的重要标尺，那就是能否坚持推进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这将成为影响全球科技发展与产业变革方向的一个关键领域，相关比拼和竞争不仅发生在技术突破以及规模化应用等方面，还越来越发生在制度设计与治理能力等更深层次。近年来，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加速驶向海外，光伏组件铺展全球，这些绿色发展及其产业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整体发展的重要窗口。随着全球绿色转型进入新阶段，中国也在发挥好绿色产品全球供应者角色的基础上，进一步成为绿色规则的制定者和示范者。

过去十多年来，国际绿色产业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是，谁能率先实现技术突破、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谁就更有机会赢得市场优势。这一阶段，中国已在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等细分领域形成全球竞争力并居于领先地位。接下来，这场快速席卷全球的“绿色革命”将不只是事关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还涉及整个能源和经济产业体系的重塑，全球气候治理也将加速从目标承诺进入落地执行阶段。与之相应，绿色产业竞争也将由产品品类比拼转向体系能力建设。单点突破的红利正在边际递减，系统集成的“秩序红利”开始定义新的未来。

换言之，世界加速进入“绿色竞争2.0”时代，绿色产品“量”的普及与“质”的提升依然重要。但在更高层面，谁能让绿色发展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根本逻辑，变得更加重要。技术可以被突破，产业可以被追赶，但一个国家能否将绿色理念纳入制度根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长远稳定发展的韧性。

今年以来，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总体谋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系统编纂，再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具体推进，中国正在加速把绿色转型目标、法治保障以及实施路径连接起来。这显然不是简单增加一个或两个政策文件，而是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运行规则。也可以说，中国正在构建支撑绿色现代化的“操作系统”。如果说绿色转型回答的是“怎样发展”“怎样跨越”，那么绿色现代化就是在更宏观的层面回答“走向何种现代化”。近年来中国密集推出相关举措，正是在为绿色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

这套绿色现代化“操作系统”的价值不仅在于“预装”了具体目标和落实计划，还在于为整个系统高效稳定运行提供一套可调用、可迭代的底层规则。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工业文明面临越来越大的瓶颈，并不是因为它创造财富的能力不足，而是相关发展长期建立在大规模资源消耗之上，缺少生态边界的内在约束。在此背景下，当传统工业领域的效率提升难以独自解决系统性问题时，卓有成效的转型和治理便成为决定未来发展态势的重要变量。

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核心是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就是将长期分散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利用等领域的法规加以系统整合，使绿色发展进一步成为现代化运行中的基础规则。规划明确方向，法律确立边界，行动方案提供路径，考核机制形成反馈，市场和社会力量持续参与，最终形成“目标—路径—执行—反馈”的完整闭环。

这套体系解决的是绿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让发展从被动应对资源环境约束，转向主动与自然相协调。传统发展模式是“先污染、后治理”的打补丁，绿色发展则是把生态约束前置到生产源头，把绿色要求融入产业、能源、城市和消费体系之中。它改变的不只是环境治理方式，更是经济运行逻辑。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政策连续性不足、规则协调困难等挑战。绿色转型政策容易受到政治周期影响，但大气环流、海洋变化和生态演进等并不会因政治周期而暂停，地球生态系统也无法在人类的犹豫中无限期等待。世界亟需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已在这方面作出示范和表率的中国，正通过扎实实践和制度建设增强绿色发展的稳定性，预计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这是一场涉及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和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塑。当前，中国已经形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积累了完整的产供链优势。产业规模为制度升级提供基础，制度建设则推动绿色转型向着更高水平发展。

当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触及地球承载边界，人类需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未来的现代化不能再只着眼于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也要回答生态适应能力提升、财富长期增值等问题。某种程度上讲，绿色现代化就是用制度的确定性对冲全球治理以及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对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来说，中国的成功探索与实践，价值并不在于提供一个可以简单复制照搬的模板。不同国家拥有各自不同的资源禀赋，往往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简单复制别国模式很可能是削足适履，结局可能适得其反。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绿色转型实践是在证明一种可能，即工业化与绿色化并非不可兼得。这样的探索和实践不仅是服务于中国自身发展，也为全球南方和整个世界探索现代化新路径提供了有益参照。只有当绿色规则真正融入经济社会运行的各个环节，人类才能突破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困境，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阶段。（作者是湖州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