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余光中先生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散文、是对话的形式，散文是散文家人品的尽现，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散文说的是关于灵魂的事，而不是关于文化的事。

　　在《缪斯的左右手》一文中，余先生又把散文说成是走路、喝水、说话、对话、国语、门等等，这些说法虽然少了几分正襟危坐、焚香净手的庄严，却也以一种最平实最直白的家常话道出了散文文体的自由随意性，可以承载生命的喜乐，也可以承载生命的哀愁，但它未必乐于承载一些“大文化”“大思想”抑或一些“非散文因素”的重压，显然，大而重的东西是散文天性就排斥的东西，小树就是小树，你硬是把它当成“航母”去使用，就是毁灭性的打击。显然，余光中先生的散文观，也从根本上排斥非散文属性的文化元素。

　　学者谢有顺先生诸多有关散文的表述中也有不乏可取的论断：“我更愿意亲近一种向下的写作——所谓向下的写作，其实就是一种重新解放感官的写作……我期待感官话语的崛起，期待眼睛、耳朵和鼻子在文学中重新复活。”谢有顺先生所强调的感官放大与解放，其实与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里的“感性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下，一股倡导“在场主义散文”的清风正在强劲吹来，所谓“在场”其实也就是感官的“在场”，也只有感官“在场”才能调动感官去写作，可见亲知亲历性对于散文写作是何等的重要。而很多去散文化的“文化散文”，在许多时候并不需要亲眼去看、亲耳去听、亲鼻去闻就能演绎出洋洋万言甚或几十万言的噎死人的“大文化散文”来。

　　也可以说“在场”的散文就是向下的写作，散文家只有视角向下，直面人间烟火，让“在场”的心灵与生活中所见、所听、所闻的自然“立体声”及人的生命“立体声”发生碰撞，继而产生诗意情感关系，如此才能写出让人心灵为之颤动的散文。诸如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梭罗的《瓦尔登湖》、法布尔《昆虫记》以及当代余光中、陈冠学、刘亮程等被誉为真正的散文家的散文；唯有阅读这些“在场”而且用心的散文，才会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散文是生命的表达者、是诗意情感的表达者，而不是种种“大文化”和“大思想”的表达者。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陈冠学的《大地的事》、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等之所以会得到社会广泛的叫好，就因为这些散文的“在场”与散文家的生命体验乃至读者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

　　笔者十分欣赏那种倡导写“盆景式”“扇面式”和“竹简式”散文的声音。这种形似“盆景”“扇面”“竹简”的散文不仅强调“在场”，而且还强调简洁好看、有内涵。中国文人自古就推崇“文贵简”“文约而事成”之文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都堪称是“尽人之性、抒人之情”的散文经典，尤其苏轼的那篇《前赤壁赋》，又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你无论跨越多少时代、多长时段以及身处何地——只要阅读这篇散文，你都会分享到一种天人合一、物我难分以致浑然一体的梦幻般的美妙境界。阅读这种散文已不在于长知识，而在于长人之真性情及真境界，此乃散文之精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