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妇女）

开栏语

《中国妇女》女主角周刊开栏，每周六如约推送。以深度访谈，回望历经风云的巾帼楷模，挖掘新闻事件背后的女性故事，留存时代女性的精神风范……所谓女主角，不必立于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央，每一位直面风雨、躬身坚守、扛住人生起落的女性，皆是时代舞台和自己人生的女主角。

1958年，红色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银幕上鲜活勇敢的女地下党员何兰芬，成为几代观众心中最难忘的女党员形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饰演何兰芬的袁霞荣获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终身荣誉奖。一束电波，永远回响不息。

袁霞，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级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代表作《永不消逝的电波》《苦菜花》《奇袭》《风雨下钟山》等。2017年，获第十六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2026年，获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终身荣誉奖

1958年，25岁的袁霞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塑造出经典女地下党员何兰芬的形象。20年后，她凭借这一角色，斩获南斯拉夫第七届索波特“为自由而奋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63年后，这部电影被AI用人机交互式上色技术修复，成为中国首部“黑白转彩色”4K故事片，重新走进影院。岁月流转68载，当年银幕上伏案发报、隐秘坚守的青年女党员身影依旧鲜活。如今已93岁的袁霞欣然接受本刊采访，重温角色背后的红色岁月，在两代人的对话里，接续传承不曾褪色的信仰力量。

从袁淑霞到袁霞，一生向阳

Q：您曾说自己由党和部队一手培养，为什么？

A：我这一辈子，几乎每一项本事——念书识字、学习国语（普通话）、演戏和做人，都是党和部队一步步教给我的。

1945年，日本投降，共产党来到我的家乡山东，筹建儿童团，12岁的我成为第一批团员。

当时村里虽没有电影，但有文艺演出，渤海军区常在我们那一带演进步歌剧，我天天跟着剧团跑，百看不厌。那是党给我上的第一堂启蒙课：一台红色剧目，足以把人心里的东西换一遍。

1948年，我考入山东胶东文协文工团，入团当晚团长便要求我们全员学好国语（普通话）。我随身带个小本本，逐字标注声调勤学苦练；表演上也是全程跟着老同志学，不上台时就站在幕后看，熟记每个唱段、走位与表演细节。一个山东小妞的国语（普通话）、表演、做人，是从那夜起，被这支队伍一点点捋顺的。

我这辈子穿过三次军装：1950年，随胶东文协文工团编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1956年，考进八一电影制片厂；1978年，复员后又调回八一厂。每一套军装背后，都是党和部队给我的一次机会、一次锻炼、一段全新的路。

党教我念书明理，部队教我表演做人。是党和部队把我从黄县乡下的小丫头教育成人，我就要为党和部队服务一辈子。

Q：您原名袁淑霞，改名袁霞缘由是什么？改名对您后来的人生有影响吗？

A：我15岁投奔文工团那年，在路上遇到一位女干部，她对我说：“现在流行两个字的名字，你的‘淑’字太文雅，就叫‘袁霞’吧！”那时年纪小，没想那么深，当时就只觉得“袁霞”好听。如今回头看，改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和过去的一次告别，很有意义。

“袁淑霞”是父母起的，属于诸由观北村炕头上长大的那个女孩；“袁霞”是革命后起的，属于跟着部队走南闯北的革命青年。改名之后我才明白，我的人生不再只属于一个家、一个村庄，更属于革命队伍、属于国家，这是我人生格局的巨大转变。

我现在的微信名叫“晚霞”。晚霞不是落幕，是太阳临走，给世界留下的一份温柔。如今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话也少了，可心里有光，还有想做的事，那就还在发光。

袁淑霞、袁霞、晚霞，3个名字，都有一个霞字贯穿始终。半生更迭，初心未改，一生向阳，我始终活在那束不灭的光里。

Q：您几次主动请缨前线慰问，数次奔赴险境，背后的初心是什么？

A：1956年在福建小嶝岛，我为拍电影《激战前夜》里跳海抢救作战图的戏做准备而学习游泳。突然间敌人炮弹改了方向，第一炮炸在岛上，死伤数人，第二炮，就炸在我刚刚离开的水里。我抱着衣服拼命往岸上跑，身后炸起一个擎天水柱，岸上教练声嘶力竭地吼：袁霞，你舍命不舍财啊！那一刻，我实打实是捡回一条命。

1971年到1973年，部队为了保护驻路工程队修路，我们去援老抗美。在老挝，条件很苦，但对我意义重大。老挝雨季阵雨多、蔬菜少，很多战士因长期缺乏维生素得了夜盲症。我就和同志们一起承担起每天烧竹叶水的任务，帮很多战士恢复了视力。旱季砍柴，雨季种菜，我跟战士们一起，把日子从泥里捋出来。

为啥非要往前线跑？我15岁就是文艺兵，文艺兵的根，就得扎在战士堆里。听党的话，跟党走就是我的信念，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在最远、最苦的地方，陪着战士过日子，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从战士身上，我学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让我懂了一件事：文艺兵不只给战士演戏，文艺兵也是战士。这一点，我记了一辈子。

用一个角色，认识一种信仰

Q：《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电影，对您而言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

A：1958年春天，我接到王苹导演电话，她对我说：“袁霞，我有一个好本子，想让你演女主角。”我当时怕自己听错了，反复确认好几遍。当晚我流着泪看完剧本。何兰芬这个角色，年龄跨度大、身份多变，从热情单纯的小女工、湘绣商太太、杂货店老板娘，再到地下工作者的妻子，她身上那种胆识过人、心怀大义、忠诚无畏的品格，最打动我。导演说，选我就是觉得我的气质接近何兰芬。那时我25岁，一腔热血，满口答应一定演好。这部戏，真真切切改变了我的一生。

Q：为塑造角色，您去缫丝厂务工、听地下工作者报告，还去探访关押革命烈士的牢房，哪一段经历烙印最深？

A：一辈子忘不了的，就是去看李白烈士牢房那一回。那间地下室又矮又闷，人进去直不起腰，墙上的血迹、粘住的头发，都原样留着，专门用作红色教育。酷刑室里，那张压断李白烈士大腿的老虎凳、墙上挂着的形形色色的刑具，上面全是干黑的血迹。我站在里边深受震撼，先烈饱受酷刑，宁死不屈。作为演员，如果演不好这个角色，就对不起先烈们。走出牢房我就打定主意：演英雄，就要学做英雄。

Q：您与角色原型裘慧英大姐深度相处，她带给您对角色怎样的认知升华？

A：裘慧英大姐先来给我们做了几场报告，后来只要没有集体活动，我就到裘大姐家找她聊天，我想知道她的一切。她讲自己如何从包身工走上革命道路，讲她和李白如何从假夫妻变成真夫妻，讲李白三次被捕和她两次被捕的经历。

最戳心的，是李白遇害前的最后一面。那时李白因受刑已经站不起来，被敌人拖到窗边，裘大姐隔着老远看了他最后一眼。就在那一夜，李白被秘密杀害。解放后她疯了一样找他的遗体，最后在浦东一个地方，凭着自己亲手缝补的裤脚针线，认出了自己的爱人。

讲到这儿，我俩抱头痛哭。如果说一开始我对何兰芬是理性认识，从那一刻起，就变成了感性认识，她的经历好像就发生在我身上。她的故事让我懂得，何兰芬不是天生的英雄，她就是一个心怀革命理想，随时愿意为党为革命献出一切的普通人。

Q：您坦言角色赋予自己更多力量，何兰芬带给您半生前行的底气是什么？

A：演员和角色是互相成就的。我给了何兰芬血肉，何兰芬也把那股韧劲儿揉进了我的生命里。后来我的人生经历过很多风浪，每每难的时候，就会想起她。何兰芬面对敌人枪口都不曾退缩，我眼前这点沟坎又算得了什么？她身上那份朴素而博大的爱、为信念可以牺牲一切的从容，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从不轻易说苦、不轻言放弃。她让我懂得了平凡中的伟大，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份用牺牲换来的光亮。

电波永续，信仰长明

Q：影片历经数十年经久不衰，修复版、舞剧持续出圈，这份跨越时代的生命力源自什么？

A：首先是真实。那时候的表演很质朴、不花哨，把当年革命者的精神面貌原原本本地拍出来了。

再就是信仰。最后李侠明知敌人已经上楼，还是坚持发完电报、吞掉电报稿，留下那句告别：“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不是喊口号，是他真的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比生命更重要。这份纯粹，最能触动人心。

现在年轻人做4K修复、改编舞剧，用他们的方式重新理解这段历史，说明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人们对崇高革命信仰、对先辈的付出与牺牲，始终心存敬意。红色经典电影的生命力，其实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命力。

Q：面向当代年轻女性，您认为何兰芬最值得学习的品质是什么？

A：何兰芬身上的东西，放在哪个年代都不会过时。她相信革命相信党，她很安静，但不是没主见，认准的事就踏实去做，沉得住气。遇事不慌乱，先想办法解决，骨子里有韧劲，放在今天也一样能让人走得更远。

再就是她对感情的态度。她全身心支持爱人完成革命任务，有时又独立完成一些特殊任务，两个独立的灵魂产生共鸣，在精神上互相支撑。一个女人在最深的爱里仍能保持清醒理智，非常珍贵。

Q：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回望何兰芬这样的女党员形象，对当代中国女性具有怎样的精神价值？

A：站在这一历史节点回望何兰芬，看的不只是一个角色，而是一代中国女性的觉醒。20世纪的中国，多少女性从闺房、灶台走向社会、走向革命。她们跟着共产党救国救民，把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绑在一起，何兰芬就是她们的缩影和代表。

100多年过去，中国女性站在了新的高度，但何兰芬身上的那种力量，依然是我们的精神财富。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记忆，一个国家的女性不能没有精神传承。回望何兰芬，就是回望我们的来时路，记住中国女性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力量，激励着新时代女性在各自领域继续撑起半边天。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致敬，也是对何兰芬所代表的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