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沈阳日报）

转自：沈阳日报

　　常德休养所 朱贵彬

　　1980年10月，我参军来到赤峰守备区12师。一下车，干燥凛冽的风立刻灌进衣领，远处是连绵的荒山，这里没有家乡的青山绿水，只有满眼的土黄和灰绿。来接我们的排长是个黑脸汉子，嗓门大得像打雷，但帮我们扛行李时动作却格外轻。他一边走一边说：“这里风沙大，嘴巴干裂了不许舔，越舔越裂。”当晚睡在硬板床上，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我想，这就是我将要奉献青春的地方了。

　　最严酷的考验是在草原和沙漠里的演习。1982年冬天，我们师在野外进行反坦克壕沟爆破训练。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里，呼出的热气瞬间在眉毛和胡茬上结成了白霜。我们趴在冰冷的沙土地上，一点点向目标爬去。前方是模拟的“敌坦克”，远处不时传来炮火的轰鸣。我背着炸药包，手心全是汗，指关节因为捏得太紧而发白。“准备——引爆！”命令传来，我拉响了导火索，迅速翻滚到掩体后。几秒钟后，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大地在脚下颤抖，耳朵嗡嗡作响，好一会儿才恢复正常。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战场的残酷和军人的使命。

　　还有一次夏季演习，我们连在沙漠里连续行军三天三夜。白天地表温度超过40℃，迷彩服湿了干、干了湿，结出一层白花花的汗碱。水壶里的水喝光了，嘴唇干裂出血，我们就找骆驼刺下面的湿润沙土，用雨衣接晨露。夜里气温骤降，大家挤在一起取暖，用帐篷布挡风。吃的是压缩饼干和军用罐头，吃到后来看见罐头就想吐。当我们最终占领指定高地、插上红旗那一刻，所有人都热泪盈眶。

　　1982年除夕夜，我主动要求站夜间第一班岗。风从草原上刮过来，刀子似割在脸上。我使劲跺了跺冻麻的脚，脑海里浮现出家乡的老屋、年夜饭桌上的饺子、父母的笑脸。想着想着，眼眶突然有些发热。但我立刻挺直了腰板——我现在守的不是一个哨位，而是身后千家万户的团圆。这，就是给祖国守岁。这份孤独，值得。

　　第二年春天，我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拳，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宣誓那天，指导员对我说：“入党不是为了戴红花，是为了扛更重的担子。”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