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1961年4月11日，耶路撒冷。一间新落成不久的建筑物。

大厅里辟出一个防弹玻璃隔间，里面坐着一个脑门半秃、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煞有介事地翻阅着眼前的文件。如果不是他身旁两个脸色严肃的军人，前面一排同样严肃的公诉人、辩护人、法官，以及旁听席上来自全世界的媒体记者，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平庸的小公务员。

没错。阿道夫·艾希曼，前纳粹德国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主导杀死600万犹太人的罪魁祸首。二战结束后他潜逃至南美，最终被以色列特工绑架回国，接受审判。

外国记者们把耳机紧紧贴在耳朵上，全神贯注地听着里面传来的翻译声，很少有人注意到旁听席上的一个中年女人。她与艾希曼同龄，又同是德国老乡。然而，她却是他要杀死的那600万犹太人中的一个，侥幸逃脱。

没错。汉娜·阿伦特，20世纪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这一次她是代表《纽约客》杂志，来对这起全球瞩目的审判进行报道。但她恐怕不会想到，这次经历将让她的人生再次被顶上风口浪尖。今后几十年，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努力试图验证或者推翻她的观点。

手头的这本新书《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世界：汉娜·阿伦特的爱与反抗》（下文简称《爱与反抗》），像一本阿伦特的学术传记，又是一本通俗明快的导读，带领我真切地走近这位名声如雷贯耳的学者。

《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世界：汉娜·阿伦特的爱与反抗》，[英]林赛·斯通布里奇 著，东野圣时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

了解阿伦特出身的人，都会油然而生一种感觉：“她就应该干这行”。

1906年，她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祖籍和成长地都是柯尼斯堡，一座素以“桥”著称的城市。柯尼斯堡有一条河穿城而过，七座桥连通着河中间的两个小岛。300年前，大数学家欧拉经过严谨推理，证明了几代市民心中的那个疑问——想要一次性不重复地通过七座桥是不可能的。这一结论，催生了数学的新分支——拓扑学。

同一时期，这座城市还产生了另外一座“桥”，也就是大哲学家康德。西方思想界有句名言：“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康德有个好朋友摩西·门德尔松，也是个著名的哲学家。300年后，他的一个后裔跟阿伦特成了最好的闺蜜。

阿伦特的父亲是电气工程师，母亲是音乐家。成年后，阿伦特先后读过三所大学——马堡大学、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并最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她的论文题目是研究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还跟两位大哲学家结下重要关系——跟海德格尔的师生恋、跟雅斯贝尔斯的师生情。

1933年，希特勒上台担任总理，整个德国开始急速纳粹化，看起来阿伦特的命运很不妙。然而并没有。早期纳粹还没开发出“彻底解决”方案，只是把犹太人驱赶出国，阿伦特就这样到了巴黎。没过几年，阿伦特就被抓进了集中营，然而并不是以犹太人身份，而是以“敌国侨民”身份被法国逮捕。仅六个星期法国就战败了，她趁乱逃亡海外，经过一系列艰难困苦后抵达美国。

人生有这么多的积淀、惊险与好运气，阿伦特想不思考都不可能。几年后她的第一本书在美国出版，立即声名鹊起，这本书就是《极权主义的起源》。

正如一个哲学家应有的那样，阿伦特对耶路撒冷的这场审判充满了怀疑。

她来到耶路撒冷报道，本意之一是寻找自己作为东欧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感。没想到，为了防止看守对艾希曼施加死刑，法庭把所有警卫都换成了中东犹太人。

结果就是阿伦特所写的那样：在法庭内外维持秩序的是一些长着阿拉伯面孔、讲希伯来语的警察，“其中的一些还相当粗暴”。酒店和酒吧里倒是挤满了德国人，其中一个扑上来抱着她号啕大哭：“我们就是犯下那些罪行的人！”

为了彰显以色列的犹太国家特质，法庭没有设在海边的首都特拉维夫，而是沙漠中的耶路撒冷。法庭审判使用的语言也是希伯来语。检察官和法官的每一句话都要通过隔壁的翻译团队译成德语或其他语言，讲给艾希曼和旁听者。这惹得阿伦特非常恼火：被告是德国人，从法官到许多旁听者都是跟她一样的东欧犹太人，都能直接说德语，为什么要这么费事呢？

审判本身也是非常政治化的：法庭应该对被告持无罪推定的态度。然而艾希曼并不享受这个权利。绑架他的时候，摩萨德特工让他在“立即死亡”和“接受审判”之中选择一个，他选择了后者。

阿伦特最怀疑的还是那种直截了当的传统观念：大多数人认为艾希曼是一个出于种族主义而下手杀死几百万人的纳粹刽子手。如同本案的检察官、以色列总检察长在开庭陈词中所说：“我并不孤单，和我一同站在这里的是600万名检察官。”

两年后，阿伦特写成了新书《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提出一个概念：“平庸之恶”——正是这种麻木不仁、唯命是从的平庸，使得大屠杀成为可能。几十年来，这本书不停地引起巨大共鸣和争议。无数的人想要证明它，或是推翻它。

这种争议早已跟艾希曼本人的命运无关。他在审判一年多之后就被判处绞刑，成为以色列立国以来唯一一个被法院执行死刑的人。

阿伦特是一位思想与人生都很厚重的女学者，但《爱与反抗》这本书，读起来完全不给人费力之感。原因是：作者在现场解说。

这位作者也是一位女学者，林赛·斯通布里奇。她是欧洲科学院院士、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也是研究阿伦特的专家。她像一个老师讲课一样，在讲述阿伦特生平和思想的同时，给学生（读者）不停地灌输自己的各种研究结论，教他们如何正确地理解阿伦特。就像说一个故事，首先公布结局、揭晓答案一样。

另外，她还经常会出现在书中，走访阿伦特生前待过的那些重要空间节点，以一个解说员的口吻发表一段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叙述，告诉读者：此地N年后发生过什么，现在是什么样子；后来阿伦特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跟当年的某个节点遥相呼应。比如：阿伦特1938年被纳粹剥夺公民权，后来她却坚决反对麦卡锡的这类计划；阿伦特读的大学发生过一起集体暴力活动，而作者2020年造访此地后一周，65英里外就发生一起九人被害的恐怖袭击。甚至弗洛伊德之死、阿拉伯之春、特朗普支持者发动的国会山暴乱等等，都出现在书中。

这种写法，很适合年轻人看。因为人年轻的时候不仅需要事实，更需要论点，读这样的书可以尽早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外壳。虽然我已不年轻，但这本书也足够引起我对阿伦特的兴趣。

当然，本书还有一点可惜：它对一些有形的东西并不是那么感兴趣。比如阿伦特跟海德格尔的师生恋、她从欧洲逃亡到美国的传奇经过、她亲自带队去德国追回被纳粹盗走的150万册犹太图书和几千件文物等等。这些一看就有故事，可惜作者没有多写，都是一笔带过。

大概阿伦特的传记已经太多了吧。

原标题：《为阿伦特现场解说》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 冯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