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正式启动。记者深入秦岭腹地与四川大山深处，实地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等地的珍稀野生动物保护成果。半个多世纪以来，数代科研人员与巡护员在荒野中默默守望，实现了从原始救助到国家公园建设的历程。

1986年，在四川宝兴县，饲养员李武科用奶瓶饲喂从野外抢救回来的大熊猫幼崽，其中一只便是后来撑起全球圈养大熊猫近四分之一家族血脉的大熊猫盼盼（右二）。（四川雅安宝兴县大熊猫起源馆供图）

奶瓶的记忆

　　雅安宝兴邓池沟，大熊猫起源馆。一张老照片安静地挂在墙上。1980年代，饲养员李武科坐在木屋里，怀里抱着一只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幼崽，腿上还趴着另一只。没有恒温箱，没有配方奶，他手里捏着一只奶瓶，一点一点地喂。那两只幼崽中，有一只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盼盼”。它用野外带来的强健基因和庞大子嗣，撑起了此后全球圈养大熊猫近四分之一的家族血脉。

　　那是中国大熊猫保护史上质朴而艰难的起点。那个时候，山外的世界正因这只黑白相间的生灵而陷入狂热，而山里的人，仅仅是在用朴素的善良，救助着每一个微弱的生命。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了“易危”，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早已挂牌成立。当人们习惯了在手机屏幕前看着繁育基地里憨态可掬的“萌宠”翻滚、吃笋，惊叹于它们在网络上带来的千万级流量时，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些没有信号的原始森林里，有一群人已经默默走了半个多世纪。

　　从第一代“熊猫守护者”徒步丈量荒野、发明“胡氏方法”，到如今“天空地一体化”的芯片与AI识别，中国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将一生的青春、汗水，甚至生命，都融进了那片不见尽头的莽莽竹海。

51级台阶

　　要读懂中国大熊猫保护的底色，必须回到1974年的夏天。

　　那一年，45岁的胡锦矗作为四川省内知名的野生动物专家，接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带队进入卧龙的原始森林，组建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队，开展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

　　当时的中国，对野外到底有多少只大熊猫、它们怎么生活、分布在哪里，底数几乎为零。没有公路，没有地图，甚至没有高筒雨靴。胡锦矗带着队员，背着干粮，一脚踩进了没膝深的泥潭和密不透风的竹林里。

　　大熊猫是孤独的隐士。它们对人的气味极其敏锐，在茂密的竹海中，人类往往只能听到一阵竹叶沙沙作响，连它的影子都摸不到。

　　在海拔2500米的一片针阔混交林里，胡锦矗发现这里的野生大熊猫活动频繁。1978年，为了长期观察，他带人在这里搭起了几间简易的青瓦窝棚。这就是后来名震国际生态学界的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名字的由来很平实：因为从宿营的厨房到半山腰唯一的取水处，刚好要走过51级湿滑的泥土台阶。

　　就在这间四面透风、冬天需要戴着棉帽睡觉的窝棚里，胡锦矗整天和熊猫的粪便待在一起。没有高精尖的仪器，他用一把游标卡尺，仔细测量每一团粪便里残留的竹节长度、咬痕齿宽，分析其咀嚼习惯和消化程度。

　　日复一日的枯燥重复中，规律被摸索了出来：不同大熊猫的咀嚼习惯不同，留下的竹节咬痕有着细微但有规律的差异。结合粪便的经纬度、新鲜程度和分布范围，就能估算出该区域大熊猫的个体数量和活动轨迹。

　　这套纯手工、靠汗水和严谨逻辑推理出的分析方法，后来被国际学术界郑重命名为“胡氏方法”，并作为核心技术沿用至今，成为四次全国大熊猫大调查的科学基石。

　　以五一棚为起点，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事业开始步入正轨、走向国际。1980年代初，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博士来到卧龙。中美两国的科研者在五一棚并肩作战，他们尝试捕获野生大熊猫并戴上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项圈。

　　每天清晨四五点，天还没亮，胡锦矗和夏勒就背上接收器出发了，在白雪皑皑的严冬里，高举着天线，在悬崖和竹林间捕捉那微弱的“哔哔”声。通过这些信号，中国科学家第一次精确掌握了大熊猫的作息规律：它们会在凌晨四五点开始活动，午后睡个午觉，下午三点多继续觅食直到深夜。

　　1985年，胡锦矗与夏勒共同出版了专著《卧龙的大熊猫》。这本厚重的手稿，基本奠定了大熊猫野外行为学和保护生物学的基础。而那些在五一棚流过的汗、磨穿的鞋，则成了西华师范大学——这所被誉为“熊猫大学”的高校，绵延半个世纪的治学传统。

漫长的等待

　　时光的薪火传到第三代大熊猫学者手中时，无线电波变成了卫星定位，但荒野的残酷与寂寞从未改变。

　　西华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张晋东教授，已经从事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生态学与保护研究20多年。在他如今面向公众的轻快分享中，大熊猫是一个“依然喜欢吃肉、竹子要掐头去尾选着吃”的妥妥“吃货”，近日，在接受《北京周报》专访时，张晋东表示，在那些幽默生动的讲述背后，是大熊猫工作者们躬身前行才丈量出的科研艰辛。

　　2008年，张晋东刚到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在去野外之前，他专程去拜访了已经79岁高龄的胡锦矗先生。老先生和蔼地坐在旧藤椅上，耐心地给他讲当年在卧龙如何安全诱捕大熊猫、如何防范野外失温和野兽袭击。

　　“胡先生对我说，干这一行，就要流比前人更多的汗水，走比前人更苦的道路，放弃一般人难以放弃的舒适，敢冒一般人不敢冒的风险。”张晋东把这句话记在日记本里，走进了汶川地震刚过、余震不断的卧龙大山。

　　“现在很多人看网络视频，觉得在野外偶遇大熊猫很容易。甚至有人觉得，给野生大熊猫戴个GPS项圈有什么难的？抓起来戴上不就行了？”张晋东苦笑，“实际情况是，非常非常难。我们在卧龙整整用了五年的时间，才成功给五只野生大熊猫戴上项圈。”

　　五年，1800多个日夜。在没有电、没有网络、甚至连干净饮用水都要从远处抬回来的五一棚，张晋东和团队在山里布置了追踪设备。然而，野外追踪不是按图索骥，而是“开盲盒”。

　　山里的冬天很冷。为了不惊动大熊猫，张晋东和搭档——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女科学家瓦妮莎·赫尔（Vanessa Hull），常常要在雪地的简易掩体里蹲守几天几夜。

　　“瓦妮莎那时候才二十几岁，为了在山上方便、省水洗头，她每次从美国过来前，直接把自己剃成光头，戴个帽子就上山。到了夏天，头发生长出来，我们就在寂静的山林里继续等。”张晋东回忆道。这位美国女孩和中国科研者一起，在大山里忍受着长达数年毫无收获的挫败感。

　　那是对心理防线的极限折磨。你不知道大熊猫今天会不会来，甚至不知道它还在不在这个山谷里。陪伴他们的只有深夜里穿堂而过的山风，和偶尔在帐篷外一闪而过的绿荧荧的兽眼。

　　终于，在2010年的一个清晨，警报器响了。他们终于克服重重困难，成功为一只健康的野生大熊猫佩戴上第一枚高精度卫星定位项圈。正是靠着这五年拼下来的五个项圈，张晋东团队收集到了中国第一批意义重大的野生大熊猫高精度活动位点与活动强度数据。

　　“利用这些珍贵的数据，我们更新了大熊猫的一些基础知识。”张晋东说。人们第一次通过量化数据发现，大熊猫吃竹子不是随便啃，它们极其挑剔，喜欢“掐头去尾”只吃营养最丰富的中间一段；它们看似行动迟缓，但在发情期，为了寻找配偶，它们能在一夜之间翻越数座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险峻山脊。

　　这些发现，直接为后来大熊猫国家公园规划“生态走廊”提供了最核心的科学依据。而那些在风雪中闪烁的定位信号，就像是科学家打入荒野的一束微光，照亮了国宝回家的路。

年轻的足迹

　　当老一辈科学家用脚步在地图上填满空白时，更年轻的第四代科研工作者，已经接过了沉甸甸的担子。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巡山是每一个新人的基本功。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对此深有体会，这位青川县本地人，在日复一日的野外巡护中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整个科研中心站负责辖区内4万余公顷的原始森林，按沟系划出了65条固定巡护样线，规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走完一遍。这绝非一件易事。

　　“夏天为了躲开午后的暴晒和毒虫，我们必须在早晨六七点出门。两个人一队，背上塞满长焦相机、望远镜、卫星电话、红外相机和干粮，整整20多公斤重。”贾飞德展示着他的装备。大约下午两三点他们才能到达最远的地方，并必须确保在天黑前返回营地。

　　最开始加入野外监测队伍时，山路不熟，赶上大雨，人在没有路的峭壁上横切，有些线路近距离行走来回要5至10公里，远一些的线路甚至长达20公里。

　　不仅如此，野外工作有时也像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在深山中，他们经常会遇到黑熊、羚牛等大型野生动物。刚开始贾飞德心里也发怵，但随着经验的积累，他摸索出了规律：野生动物其实是怕人的，只要保持敬畏、主动绕道走，在不打扰它们的前提下，彼此就能相安无事。

　　“大熊猫视力不好，但听觉和嗅觉灵敏得惊人，人还没靠近，它就跑了。所以当我们在野外发现大熊猫的踪迹，哪怕只是新鲜的足迹，大家都会像开盲盒一样兴奋。”贾飞德说。每天监测结束，晚上回来后，他们还需要整理当天的监测日记，记录去过哪里，遇到了什么。这样的奔波，夜以继日，循环往复。

　　有一次，巡护员邵春林在摩天岭的箭竹丛中，突然与一只野生大熊猫不期而遇。那是极近的距离，彼此只有五六米。“那一瞬间，我们四目相对。它愣住了，我也愣住了。”邵春林回忆道。

　　没有惊叫，没有拍照。邵春林和同伴站在原地，屏住呼吸，然后不约而同地、缓缓地向后退去，直到退回到安全距离之外，看着那只大熊猫放松下来，继续慢条斯理地嚼着嘴里的竹子。

　　“远远地看，绝不打扰。留出距离，是我们对它们最好的保护。”邵春林说。这句话，如今成了所有大熊猫巡护员达成的默契。

一把伞

　　2024年，唐家河片区的信息中心迎来了一次技术飞跃——“天空地一体化智慧平台”正式投入使用。

　　在科研监测科科长肖梅的电脑屏幕上，工作人员播放了一组从2020年8月到2026年2月的轨迹图。整整11张图，代表大熊猫出没的红色光点，从最初的零星闪烁，随着年份的推移，逐渐蔓延、扩散，最终在岷山北麓连成了一片斑斓的红。

　　“每一个红点的背后，都是一条红外相机或野外监测人员用脚生生踩出来的路。”肖梅看着屏幕，眼里闪烁着光芒。

　　现在的大熊猫保护，已经不再仅仅依赖柴刀和干粮。遍布全区的400多台红外相机在严格选定的兽道上昼夜值守；无人机飞越人迹罕至的悬崖，进行大面积栖息地巡查；野外捡回的粪便和毛发，通过高精度的DNA“靶向法”分析，能够精准识别出这属于哪一只大熊猫，彻底排除了重复计数的可能。

　　“人记录了机器无法捕捉的痕迹，机器则代替人完成了夜以继日的值守。”肖梅说。在新型智能系统的辅助下，唐家河片区内大熊猫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得到了证实。

　　“大熊猫是一把‘伞’。”张晋东教授解释道，这就是生态学上的“伞护效应”。当我们耗费几代人的心血去保护大熊猫、修复它的箭竹林和栖息地时，我们实际上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在这把伞下，金丝猴、羚牛、红腹锦鸡乃至成千上万种珍稀的昆虫和植物，都得到了同等尊严的生存空间。

　　“保护大熊猫，从来不是为了养一只萌宠，而是为了守护一整个风雨同舟的生态系统。保护它们，最终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

被砸中的那一刻

　　西华师范大学的大熊猫研究整整走过了半个世纪。在这条看不见终点的长跑路上，一个团队四代学者，用半个世纪完成了对国宝的守望。

　　自1991年胡锦矗先生主导筹建起马边大风顶熊猫观察站以来，三十五载风雨兼程，一代代科研人员牢记使命。张晋东的学生尹华康，就曾在马边大风顶的深山里连续工作了五年。2023年的一次野外粪便采集工作中，由于竹林太密，他正低头记录，突然啪的一声，一只在树上睡觉的大熊猫因为树枝断裂，结结实实地掉下来砸在了他身上。

　　大熊猫吓得连滚带爬地跑了，而被砸倒在泥地里的尹华康，第一反应不是疼痛，而是无与伦比的激动和兴奋——他在山里走了五年，终于亲眼见到了野生大熊猫。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尹华康入职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为了一名每天铲屎、喂笋、记录的大熊猫饲养员。每当有人问他年纪轻轻为什么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他总会提起大风顶那些连绵的林海，提起前辈。

　　“当年条件那么苦，前辈们用毛笔、用双脚都能在地图上画出大熊猫的家。”尹华康说。

　　在如今的国际交流中，作为中美科研合作重要纽带的大熊猫，依然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张晋东课题组的学生们和现已经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工作的赫尔教授的学生们，每年都会在四川的实验室和山野里共同开展学术和文化交流。那些年轻的美国面孔在亲眼看到中国几代科研人员在无信号、无电的深山里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后，都很受感动。

　　针对大熊猫保护的未来，张晋东教授有着更清醒的思考。他并不满足于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上，他更希望推动“科研科普化”。

　　“真正做大熊猫科研的人，往往不擅长做科普；而做科普的人，又缺乏严谨的行为学和生态学根基。”张晋东现在正带着他的研究生，尝试把那些晦涩难懂的英文学术论文，转化成中文漫画、短视频和卡通故事，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要让公众明白，野外的大熊猫不是动物园里的萌宠，它是高智商、有野性、在严酷的大自然里进化了数百万年的古老智者。了解它们，才是真正保护它们的开始。”

　　“对大熊猫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张晋东思考了片刻。

　　“那片没有信号、充满危险，但也充满生机的荒野，是大熊猫真正的家。它在野外寻找对象、带娃娃、掐着竹子吃，才是它最舒服、最开心的姿态。”张晋东说，“而我们所有繁育、科研、巡山、野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们永远留在人类的视线里，而是为了有一天，我们可以体面地退出它的生活，把家园完完整整地还给它们。”

2024年6月24日，在中国西南部四川省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台山二期大熊猫野化培训场，大熊猫饲养员牟仕杰在给大熊猫“贤贤”喂食后挥手告别。（新华社）

　　2003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率先启动了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研究。2010年8月出生的大熊猫“淘淘”，是第一只通过“母兽带崽”培训后放归的大熊猫，自2012年10月放归到栗子坪自然保护区至今，它已在野外存活了14年，有了自己的领地和后代。

　　不仅如此，今年4月10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再次拍到正在参加野化培训的大熊猫母子“贤贤”与“傲然”在杜鹃林里嬉戏的画面。

　　许久未见的贤贤仔“傲然”面对镜头，眼神中满是野生动物特有的机警。这似乎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命运循环——半个世纪前，它的曾外婆作为受伤的野生大熊猫从这片山林被救助回来；半个世纪后，这个流淌着荒野血脉的小家伙，正奔跑在它曾外婆曾经奔跑过的莽莽丛林里。

　　夕阳西下，地处川陕甘交界的摩天岭南麓，竹林在风中如海浪般起伏。许多人镜头里面的圈养大熊猫们或许不知，山的那一边，它们的同类正自由地穿行在暮色里。在屏幕无法触及的幽深山谷里，熊猫巡视员们正走在回保护站的泥泞山路上，他们的背包里，可能正装着今天刚捡到的一团新鲜的大熊猫粪便。

　　半个世纪，四代人。他们用最平实的语言、最寂寞的岁月，给出了中国生态保护最坚韧的回答：

　　“它回来了。”

　　“它在野外活着。”

　　“这就够了。”

　　责任编辑：吕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