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一湖分两省，乾坤日夜浮。居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洞庭湖，孕育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文明。

屈原因流放结缘洞庭湖，渡江南下，足迹遍及洞庭湖流域地区。此后贾谊、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等相继而来，以爱国、忠君、忧民为主题，共同塑造了洞庭湖区独特的流寓文化。

魂断汨罗的孤臣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屈原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都城，今湖北荆州一带）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周赧王二十年，屈原到达长沙，遍览楚先王始封之地山川形势。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三十六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从《哀郢》记述来看，从郢都出发，进长江，先沿江水，后沿夏水（战国至汉魏时期长江中游的一条重要古水系），从夏口折回，溯江而上，试图重回郢都，但是没有成功，再顺江流而下，过城陵矶入洞庭，沿湘水南下，进汨罗江，并在此放弃了所有希望，沉江自尽。

另外一首作品《涉江》，初期路线交代得并不很明确，也许屈原先由陆路沿云梦泽北缘向东，入汉水登船，到夏口、鄂渚停留，再溯江而上，由城陵矶进入湘江和洞庭湖，再由湘江进入沅江，在枉渚（即今天的常德市区）停留。随后，他由枉渚溯沅江而上，在辰水入沅处停留，再沿沅江上溯，最远到达溆水入沅之处的溆浦。“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从现在的地图上看，枉渚到辰阳的距离有二百四五十公里，无法判断这个速度的描写是屈原的夸张还是真实的记录。

《涉江》用很多文字描写了溆浦的情况，比如“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而描述屈原流放最具体而又有争议的文字，当数《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无论是否为屈原所写，情形却最为生动，是艺术家创作屈子行吟图最好的素材。

屈原渡过长江南下，足迹遍及洞庭湖流域。他既留下了大量诗歌辞赋的文化成果，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又成就了一种伟大的精神人格，一直影响、感染着后来千百年的文人士大夫。

义无反顾的勇士

从南宋朱熹把屈原称为“忠君爱国”者之后，后世基本把屈原作为爱国者加以赞美，并积极学习。

从历史上看，屈原志存高远，心系国家，襄理朝政，竭力勤勉。他主张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一度使楚国富足强盛，实力雄厚。但他遭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政治对手——秦相张仪。两人较量的最终结果是，屈原惨败。

尽管如此，屈原至死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和对使命的担当。屈原的政治见识使他看到了战争的性质，知道战争的赢输决定着国家的存亡，而不仅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国之将亡，已无暇计较个人恩怨，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前途乃至自己的生命。一切幻灭之后，他拼尽生命全部能量，以身许国。这种为国尽忠的信念，构成屈原精神的主体。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这句话，说的正是屈原。屈原身居庙堂而心忧天下，身居荒野却顾盼楚怀王。他对怀王有深厚感情，即使屡遭离间、屡受陷害而被疏远、流放，仍然一步三回头，期盼君王幡然醒悟，召他回朝。

在“楚才晋用”的时代，屈原有足够的理由选择离开，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主张。但屈原宁死也不愿意离开楚国一步，即使对昏聩的顷襄王，屈原也同样抱有过幻想，浪迹荒野之时仍以诗赋寄情，提醒朝廷。

屈原的忠君情结和爱民情怀并存，因为对民生有更多的体恤，故在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中备受煎熬。屈原身为宗室重臣，却愿意站在劳苦民众一边，反对世卿世禄、限制贵族特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可见其对百姓充满深深的同情和哀怜。

屈原在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也有着自己的想法。譬如他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以傅说、吕望、宁戚等出身低微却被重用的贤才为例，说明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性。

屈原还对“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世俗污秽深恶痛绝，敢于直斥楚国政治的失误、吏治的腐败、贵族阶层的贪婪，甚至胆敢指责楚怀王、抨击顷襄王，锐气逼人。

坚持真理需要勇气，坚持真理更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屈原的远大抱负和政治理念一旦确定，便坚贞不改、矢志不渝，“虽九死其犹未悔”。即使在遭贬放逐的路上，仍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自励，像一个战士，义无反顾。屈原的耿耿正气，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为真理而斗争的勇士。

贬官迁客的知己

从汨罗江到洞庭湖，从屈子祠到岳阳楼，从屈原到范仲淹，在爱国忧民、改革创新、正直清廉、求索开拓、锲而不舍、浪漫清高等方面，我们可以梳理出历史传承的轨迹和脉络。

贾谊是第一位流寓湖湘、诠释屈原并具有与屈原类似精神气质的人。他年少因才华出众而闻名，并很早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并受到朝廷重用，他在政治上的卓识很为文帝欣赏。但是，他又因此受到群臣的嫉恨，故而最终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流放到远离京师的蛮荒之地，担任长沙王太傅。他在南下长沙时经过屈原投江的汨罗，因与屈原一致的身份、命运而与其内在人格共鸣，写下《吊屈原赋》。

《吊屈原赋》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赞颂，便是一种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诠释而实现的文化人格建构。他认为屈原是一个完美、标准的君子，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与卓越的经世才华，而这样的士君子仍然会由政治显达转为流离困顿，流放到偏远的蛮荒之地。他所诠释的屈原就是在穷困之境而彰显人格精神特质的君子，是一位将“忠贞正道”与“任性孤行”的精神融为一体的典范人格，既有道德理念的完美与坚守，又有任性执着的孤傲与张狂，而这两种特质是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的。

司马迁写《史记》时，将屈原与贾谊合传。屈原的精神鼓舞、激励着无数处于困穷、逆境的士大夫，而流放于洞庭湖区、湖湘之地的贬官对此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

自西汉以后，以贾谊、刘禹锡为代表的流放、寓居洞庭湖区的士大夫们，纷纷以屈原的人格为典范，并积极参与屈原精神内涵的建构。这种文化交流与影响，还具有重要的区域文化意义。

本来，屈原的人格特质及其楚辞作品，就体现了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交融的特色。近代学术界也均认为屈原的精神与屈原作品是南北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一方面，屈原的道德理念、政治思想及其相关的圣人理想，无疑属于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屈原的个性气质、宗教观念、艺术感悟，又分明属于南方文化。

从汉魏到唐宋，那些流放、寓居洞庭湖区的士大夫大多是中原地区的儒家信徒，他们本来就深受儒家道德理念、政治思想、圣贤人格的深刻影响，故而能够对屈原的人格产生敬仰之情。由于他们都经历了由显达到困穷的人生起伏，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流落到蛮荒、僻远的洞庭湖流域，受到寓居地的山川形胜、风土人情、水乡文化习俗的感染，所以对屈原精神气质中那种狂放、刚烈的人格特质，产生了更多同情性的理解与欣赏，并在耳濡目染中深受影响。

所以，尽管贾谊、司马迁、刘禹锡等均是中原人士，但是他们寓居、流离湖区的生活经历，对他们形成独特的精神气质产生了影响。屈原也因此在塑造士大夫人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穷达多变的贬官迁客的隔代知己。

（摘自《洞庭天下水》，文章有删节）

《洞庭天下水》

李跃龙 黎昔春 著

岳麓书社

原标题：《2300年了，为何每一个“失意者”，都将屈原视作知己？》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肖雅文

来源：作者：李跃龙 黎昔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