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有个光伏发电项目，需要使用一笔小额的村集体资金。按照规定，这事本可以通过村级会议自主决策，可还是有村干部会来请示，让上级‘拍板’。”某乡镇党委书记梁灿阳说。

请示报告制度本是确保上下贯通、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如今在一些地方却存在层层上交、事事请示的现象。过度请示不仅容易导致办事效率低下，还可能损害群众信任。要改变事事请示的避责心理，还需多管齐下。

“层层上报”的路径依赖

“过度请示的现象表面上看似‘讲规矩’，实际上反映出部分干部缺乏担当。”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这样看待过度请示。梁灿阳对此深有体会，他所在的乡镇下辖9个村，一些村干部的做法让他很无奈。“过度请示往往集中在村集体资金使用方面。村里明明有完整的决策程序，他们却不愿意开会拍板，而是跑到乡镇请示领导，一旦出了事，便能以‘请示过领导’为由推卸责任。”

“有些职责边界内的小事和琐事，也容易过度请示。”某县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贺渊表示，部分同事遇到大小事情都习惯向领导请示。这种“路径依赖”不仅让领导被淹没在“要不要买个办公用品”之类的琐事中，更折射出基层干部怕担责的心态。

更有甚者，将请示作为讨好上级的工具。“个别干部通过明知故问式的请示来讨好上级，就是为了取悦上级、投其所好。”刘益飞说，有的单位其实有清晰的请示汇报制度，一般性日常工作、自己职权内能解决的问题本应自行处理，只有重大事项、敏感问题和超出权限的事项，才应按规定向领导请示。“可有的干部即使能解决问题，也要请示领导，意在引起领导关注。”

曾在县级机关工作的刘超道出了另一种无奈。他回忆，以前在县里，因为敢于按照规定和权限做事，经常不被同事理解，也不被认可。当担当换来的不是认可而是风险时，他开始选择用请示汇报代替依规行权。刘超说：“如果擅自做主，出了问题就要担责，从自身前途出发，我也不太敢像以前那样果断推进工作了。”在这种生态下，过度请示成了一种无奈选择。

“过度请示之所以频繁还在于混淆了请示与报告的概念。”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记者，请示属于双向沟通，要采用书面形式，且上级要给予明确意见或批示反馈；报告属于单向信息传递，上级可回复也可不回复，主要用于告知情况。“基层常将无需领导拿意见的事项写成请示，导致行政流程冗余。”

“过度请示”的隐性危害

表面看，过度请示增加了沟通成本；深层次看，它还拖累了地方发展，损害了群众信任。

“频繁请示不仅耽误决策时间，在处理紧急事件时还可能错失良机，好项目也许会在层层批复中错失发展红利。政府公信力在一次次等待中逐渐下降。”庄德水说，群众来办事，“等请示”这样的回复对他们没有意义，他们不关心内部走了多少程序，只关心事情有没有办成。

过度请示的泛滥，使得“不干事就不出事”成为个别部门的潜规则。基层干部的主动性、创造性被消磨，取而代之的是没有指令绝不主动作为的工作模式。

“这不仅是个人思想问题，更是制度导向的偏差。现实中，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的干部不仅未被充分鼓励，还有可能干得多错得多，而因循守旧、事事请示以取悦领导的人，有时更易获得认可。这种‘动辄得咎’的环境，导致干部倾向于将决策风险上交。”刘益飞分析。

过度请示还容易造成上级领导“任务超载”，进而导致决策质量下降。梁灿阳所处的乡镇事务庞杂、琐碎，本职工作已十分繁重，还要处理本应由村级自主决策的事务，这种内耗让上下级都苦不堪言。

“当下级将大量本该自行决策的琐事上交后，上级部门便陷入了‘任务超载’的泥潭。领导者被迫从重大战略决策中抽身，花大量时间去处理本不该由自己过问的其他事务。”庄德水说，这样做的后果还可能导致决策质量的下降。上级领导往往不掌握基层的具体情况，许多决策本应让清楚基层情况的一线干部做，如今却需要远离现场的上级领导“拍脑袋”，增加了决策失误的风险。

从“甩锅”到“担当”的制度重塑

如何打破“过度请示”的怪圈？专家认为，打好“厘权、容错、激励、法治”的组合拳是关键。

刘益飞指出，权责边界模糊是过度请示的制度性根源。“一些现有制度比较概括、笼统，缺乏具体细化的岗位工作职责，导致权力与责任不一致。基层想干活却怕‘踩雷’的根源就在于此。因此，要明确哪些事必须请示、哪些事可以自主决定、哪些事事后报备即可等等，不能随意处置。”

庄德水强调，制度必须与时俱进，特别是针对跨领域、跨部门的新问题，要减少模糊地带。如果干部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能拍什么板”，自然就不必事事问领导。采访中，梁灿阳也提到，对于熟悉的干部，他会严厉指出：“这是你按规定可以自己决策的事情，不要事事都要我来定。”权责清晰了，拒绝表态才更有底气。

干部之所以不敢决策，是因为“怕出错”。破除“不沾责任、不沾风险、不沾矛盾”的怪圈，还应该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刘益飞直言：“尽管政策层面常提及容错纠错机制，但在实际中难以真正落地。基层在面对新情况、新矛盾时，难免出现失误，因此要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让真正干事的人有底气。”庄德水建议，上级应从“审批者”转变为“协调者”和“资源提供者”，在关键时刻支持下级的创新尝试，而不是动辄问责。

同时，还要善用激励制度，让担当者有位。“当前缺乏有效的激励制度来鼓励基层干部在既定权限内大胆行权、勇于创新。有时，勇于担当的干部不被激励，反而事事请示的人更易获得认可。这种扭曲的激励导向必须扭转。”刘益飞说，在考核评价中，要重点提拔“守土有责、敢于拍板、善于落实”的干部，让担当者上位，让那些过度请示的表演派没有市场。

从长远看，刘益飞强调，要杜绝通过表演式请示迎合领导个人意志的行为，根除有规不依、仍要请示的怪象。

请示报告是手段，做成事才是目的。只有让请示回归制度初衷，让担当成为导向，才能真正把“过度请示”的怪象铲除，让基层干部放开手脚、大胆干事。正如梁灿阳受访时所说：“你干了这份工作，就要敢做善为，并负责到底。”（文中部分受访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