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一直在被人讨论，甚至在我看来，她被过度讨论了。当我们在说林徽因的时候，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是她的感情生活，她的“人间四月天”，还是她的太太客厅？如果你对她的认知就到这里为止，那对林徽因先生就太不公平了。我常常在网上看到大量的文章，带着“民国三角恋”和“小资代言人”的调调把林徽因“口水化”。这种误会，要么是没读书，要么是不正直。

当然，我也曾经这样轻浮地看待过林徽因，我对她的认识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起初听说林徽因，是因为她长得美，且是民国著名的女作家，但我对她并没有多少了解。听到八卦说徐志摩因她而死，金岳霖因她终身不娶，就对她有了好奇心。

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林徽因诗集》，翻开看到一张她的黑白照片。哇！真的很美！那是一个没有图像处理软件、没有美颜、没有过度包装的时代，她的美是自然的，典雅的，像珍珠一样莹润。那她的作品怎么样呢？读到那首“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我有点失望，心里想：这怎么能算写得好呢？果然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吧？于是就给她贴了一个标签：这是个风情万种的民国女子。现在看来，这真是我的年少无知。

我真正开始了解她，有两个契机。

第一，我曾经跟一个建筑师谈过恋爱，和他那些骄傲、严谨、才华横溢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站在“门外”的很多人对林徽因的刻板印象，停留在文艺女青年上。这绝对是天大的误会。林徽因在建筑学上的才华和她对中国建筑的卓越贡献，被大部分人忽视了。

第二，我见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建筑大师张锦秋老师，一个是梁从诫先生。

张锦秋老师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图书馆和大唐不夜城的总设计师，是梁思成先生的关门弟子，林徽因是她的师母。张锦秋老师说，所有的人都称她为林先生，不管比她大的、比她小的或者是长一辈的人，都这么尊称她。

梁从诫先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我有机会采访他，是因为他一直在推动环保事业。那时候，我已经对林徽因先生有了真正的好奇心。我大量地读书，真的进入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在离乱、烽火连天中感受她的人生经历和她所面临的困境。我发现，她这么美，这么柔软，但是又一身的傲骨，一身的灵气。说实话，在跟她同时代的民国女子里，竟找不出第二个。

那天，我盯着梁从诫先生看，他皮肤很好，温和自然，很真诚地倾听别人说话，教养非常好。我就一直想辨认出，他脸上哪部分是属于林徽因的，哪部分是属于梁思成的。但是很遗憾，那次见面，梁先生并没有多谈自己的父母和家庭。但梁从诫先生写过一篇长文，叫《我的母亲林徽因》。如果你耐着性子把它读一下，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这篇文章开头就讲，“今天的读书界，记得林徽因的人已经不多了。老一辈谈起总说，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美丽的女诗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她却是一个面目清瘦、非常消瘦的病人，一个忘我的学者；一个用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有时候也脾气急躁的母亲。”

从诫先生说，“三十年代那位女诗人当然是有过的，可惜我并不认识，不记得。那个时代的母亲，我只可能在后来有逐步地了解当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的姐姐梁再冰长大后，曾经同我谈起过，但也不常讲。母亲的后半生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在精神和事业上，她总有新的追求，极少以伤感的情绪单纯地缅怀过去。”

至今仍有一些文章，提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某些文坛。对此，从诫先生说：“我没有资格评论，但我有责任把母亲当年亲口讲过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况，告诉关心这段文学史的人们，或许它们会比那些传闻和臆测更有意义。”

梁从诫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老实，也很客观。读完他的文章，我又找了好多本传记来看，还有西南联大的一些历史资料，这才真正爱上了林徽因。

“爱上”这个词，一点都不夸张，这种感情是尊敬，是亲近，甚至是为她热泪盈眶。她和那种矫揉造作的、风情万种的表述是毫不相关的。我看到的她坚韧，独立，在智力上和心灵上都非常出众。

她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女作家、女诗人，更不是一个美貌的女子，而是一位女性建筑师。但非常可惜，她的这个身份几乎被丈夫梁思成的光芒所掩盖。

在我看来，和她的丈夫、她的朋友们、她的对手们相比，林徽因的过人之处在于，她更能吃苦。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有一个非常火的学者叫上野千鹤子，她讲过这样一段话：“男性的苦和女性的苦，并不是对应的。女性的苦往往来源于她是女性这个事实本身，而男性的苦往往来源于我是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所以在男性群体中，上演着一场谁比谁更阳刚的竞争游戏，这个游戏的背后是要有大量的人默默地付出的，而那些人往往是被遮蔽的。可是男人一旦跳出这个游戏，那就不用受那么多的苦了。”林徽因作为一个女性，在她的时代，想要通过跟男人们付出同样的努力去拥有同样的成就，难度非常大。

因此，我们现在重新来认识林徽因，一定能从她的真实人生里收获很多经验和启发——做什么样的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旧式家庭里的一朵“奇葩”

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浙江杭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

她的祖父林孝恂是个进士，一直在浙江做官，曾经创办过养正书塾和蚕桑职业学堂，是清末创办新学的先驱之一。她的父亲叫林长民，是家里的长男，在学业上非常努力，曾经留学日本，英文也很好，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是一个新派人物。她家中的几个姊妹也都能诗文、善书法。但林徽因的母亲比较特别，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有点格格不入。她叫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位夫人，和林长民是包办婚姻。她容貌端正，但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生长于很有钱的商人家庭，不善女工，也不会持家，所以嫁过来之后丈夫并不太喜欢她，婆婆也不怎么喜欢她。直到结婚后第八年，她才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一个美丽聪颖的女儿——林徽因。

林徽因是林长民的长女，一出生就受到了全家的珍爱。但母亲何雪媛的处境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不久之后林长民又娶了一房夫人，她从此就更受冷遇了。实际上，她过着跟丈夫分居的孤单生活，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怨妇。林徽因就是在这样一个旧伦理家庭中长大的。

后来她的儿子梁从诫先生回忆，这段童年的境遇对林徽因的性格是有很大影响的。她爱自己的父亲，又恨他对自己的母亲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但那个半封建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是扭曲的，让她在精神上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就像张爱玲笔下的那种旧式大家庭，里面的人精神上都是非常压抑的，也很容易变态。经历了这一切的林徽因，在后来的人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也没有成为那种宫斗戏里充满心机的戏精，而是不断地追求人格的独立和自由。

林徽因两岁那年，她的父亲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法律，林徽因和母亲就跟着祖父母生活。在她幼年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常年不在家的人，和他有关的只有一封封从日本寄回来的信。信都是写给祖父母的，信中他抨击时弊、谈论政治、抒发抱负，都是些跟家庭没关系的内容，林徽因和她的母亲只在信的末尾被一笔带过，得到一句问候。

林徽因十二岁的时候，由于父亲林长民不断升迁，他们一家先从杭州搬到了上海，又搬到了北京。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林家生活很优裕，也很重视教育，孩子们个个都美丽大方、文雅出众。女孩子们是典型的五四时代女学生，常常穿着校服，中式的偏襟、立领、琵琶扣、圆摆上衣，西式的及膝百褶裙，深色丝袜，黑色带盘的皮鞋。她们典雅秀丽，又很洋气，走在大街上引得路人纷纷回头看。其中，林徽因最出色。她小的时候身体不好，比较多病，看上去很瘦弱，但她非常聪明，姿容秀丽，梳着两条细细长长的辫子，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林徽因从小就知道父亲不喜欢母亲，母亲因此心里很苦，常常背着人哭。母亲本来还生了一个妹妹，可惜不幸夭亡了。后来，父亲在上海迎娶了年轻貌美的三夫人程桂林，此后林徽因年仅31岁的母亲就彻底被遗忘在大宅门里的后院。林徽因只要一去前面的院子，回来就会听到母亲的数落，母亲边数落她边哭，哭自己命苦，怨丈夫冷漠无情，说女儿不体贴自己。这让天生敏感的林徽因倍感痛苦，她夹在中间，左右都不对。这样的原生家庭，应该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吧。

然而，林徽因完全没有按照通俗小说的路数，活成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她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生机勃勃。她用写作和读书来治愈自己，努力学习，从家庭的阴影中走出，走向辽阔的新世界。

少女时期，林徽因就和几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读过书，而且她非常努力，仿佛憋着一股劲儿，跟随外国教员学了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她学英语是为什么？为了够得着更大的世界。1920年，林长民因为在北洋官场中受到排挤，被迫出国“考察”，他决定带着十六岁的林徽因同行。他们住在伦敦，同时也到一些别的国家游历。林徽因还考入了一所伦敦女子学校，去那里读书。

家里孩子其实挺多的，林长民为什么选择带林徽因出门呢？第一，林徽因在异国能够照顾自己，不是父亲的拖累。第二，林徽因英语好，不仅能够迅速融入当地环境，还能给父亲做小助手。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林徽因的格局，她用学习和游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和林徽因同时代的女性中，也有“娜拉”式的叛逆。之前我们讲过鲁迅先生的作品，提到了鲁迅先生的一个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笔下的女学生子君也是新女性，她跟涓生恋爱，但恋爱失败了。为什么呢？这是“子君们”的悲剧，她们只有新思想，没有生存能力，没有办法实现经济独立和真正的精神独立。这也提醒大家，即便能够暂时逃脱旧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如果不能靠自己的能力走出来，还是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林徽因就不同了，所以我说她是“旧家庭开出来的奇葩”。她没有陷落在父母的爱恨纠缠中，也不抗拒父辈们对自己人生的安排，跟从父亲远游欧洲，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同时又保持着对东方文化的信念。她和梁思成相识、相恋、相爱，最终相伴终生。好多人说，林徽因在人生的岔路口一直是在听从安排，但这些安排都成就了她，她命太好了。其实，哪有平白无故的好命？

林徽因好命的深层原因在于什么呢？首先，她始终有坚定的个人意志，不受外界的诱惑和干扰。其次，她非常知好歹，懂感恩。在她面前，光明大道始终只有一条，她就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走。无论身边有多少诱惑包围着她，她始终能够保持思想独立，追求自己的价值。而且，她诚实、果断，并不纠缠于小情小爱，不算小账，最后还能承担代价。这让我非常佩服。

在和父亲游历欧洲期间，林徽因阅读了大量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这些小说不仅唤醒了她对生活的种种体验，也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在伦敦时，林徽因所住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女建筑师，她和林徽因成了好朋友，她们一起出去写生、作画、大量地交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林徽因知道了什么叫作建筑师，他们和盖房子的人有什么区别，也懂得了建筑跟艺术的密不可分。这些激起了她对建筑的兴趣。

和梁思成的志趣相投

梁思成在清华学堂时就已经表现出相当出众的美术才能，他先是致力于雕塑艺术，后来决定出国学建筑。志趣相投这一点，已经为两人的相遇埋下伏笔。

相遇之后，两人很谈得来。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珍爱，对造型艺术的见解也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两人也有不同之处。比如，梁思成喜欢动手，擅长绘画和木工，酷爱音乐和体育。他生性幽默，但做事情是非常理性的，有条不紊，按部就班。而林徽因有文学家式的热情，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顾其他。因此，他们又有互补的一面。

从国外回来之后，这两个年轻人的来往就更多了。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好朋友，两个家长看在眼里，就认为：要是能结个亲家，那真是太好了！所以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姻，不是简单地顺从父辈的意愿，而是建立在彼此真的有了解、有感情的基础之上的。

读到这里，我就想起《红楼梦》里贾母看才子佳人戏，她非常不高兴，说这都是胡编乱造，真正的大家闺秀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跟一个男人私定终身呢？在林徽因的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大家闺秀的内核——不是守规矩，而是有见识。有见识，意味着她不会随随便便地动心，也不会随随便便地承诺，但只要承诺了，就会风雨同舟，绝不退缩。

1923年5月，梁思成准备赴美国留学的前夕，他出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他左腿骨折，脊椎也受了严重的伤害，这让他的出国计划推迟了一年，也给他留下了终身的痛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林徽因对他不离不弃。

不久，林徽因也考取了半官费的留学。发现了吗？林徽因并不是跟随别人出去，她自己就有能力。后来，两个人就结伴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去留学。梁思成进入了建筑系，林徽因也想进这个系，但这个系当时根本不收女生，所以她就改进了美术学院。虽然在美术学院，但她进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还被建筑系聘为了辅导员。人的命运，都是靠自己搏来的。林徽因的性格是柔中带刚，在重要的事情上她绝不妥协。

1925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一场军阀混战中死于非命。当时，林徽因正在留学，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但并没有因此中断学业。

1927年，梁思成获得了宾州大学建筑系的硕士学位，林徽因获得了美术学院的学士学位。之后，他们一起在一个著名的美国建筑师事务所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不久，梁思成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林徽因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贝克教授学舞台美术。据说，林徽因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这是她的一项业余爱好，她一直是一个戏剧爱好者。

1924年，著名诗翁泰戈尔到中国来访问，林徽因是全程陪同的唯一女性。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林徽因和泰戈尔的那张合照。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是林徽因站在泰戈尔的身边？因为林徽因曾经用英语串演过泰戈尔的名作《齐德拉》，她在三十年代还写过很多话剧，所以她跟这些人有话说，再加上她英语流利，又有见识。所以，真正伟大的相遇，一定是发生在高度相似的灵魂之间的。

泰戈尔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日程安排得很满，出席了很多欢迎会、座谈会，到北大、清华、燕京几所大学里面做演讲，还跟末代皇帝溥仪见了面。在这个过程中，林徽因始终伴随在泰戈尔的身边，参加了所有这些活动。当时，报纸上还刊登了照片，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并肩而行，再加上长袍白面的徐志摩，三个人站在一起就像松竹梅三友图。林徽因的魅力当年就征服了很多人。

1928年3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加拿大举行了婚礼。林徽因不愿意穿那种西式的白纱礼服，但是又没有中式的礼服可以穿，于是她就自己设计了一套婚纱，是东方式的戴着头饰的结婚礼服。这张照片很有名，我们现在看也觉得好美。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衣服和打扮，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审美和个性的。

和徐志摩、金岳霖的桃色绯闻

很多人好奇，林徽因跟徐志摩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段八卦流传太广，既然无法回避，我们就来认真地讲一讲。

梁从诫在回忆里说得很详细。1920年，林徽因16岁，在伦敦认识了徐志摩。徐志摩是林徽因父亲林长民的忘年交，当时他24岁，已经结婚了。徐志摩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然后转到剑桥学文学，那首著名的《再别康桥》就是那个时期写的。

当年和徐志摩一同去林长民家拜访的还有张奚若，多年以后，张奚若对梁从诫说：“你们的妈妈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叔叔。”在林徽因的最初印象中，徐志摩是一个长辈。因此，当徐志摩突然以那种西方式的热情对林徽因表示爱慕的时候，林徽因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没有做好准备，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爱情迸发。

林徽因后来提到，当时她是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有人传她跟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在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她明白徐志摩追求自己，她也很敬佩他，尊重他表露出的爱情，但林徽因自己有一个很清醒的分析，她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个人。”

不久之后，林徽因回到中国，徐志摩还在英国，他们就没有什么密切的交往了。等到1922年，徐志摩也回到中国，林徽因已经跟梁思成关系非常亲密。后来林徽因和梁思成双双出国留学，她和徐志摩的直接联系就很少了。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留学期间，徐志摩离婚、再娶陆小曼，这是当时中国文化圈子里人人皆知的事情。

直到1929年，林徽因和徐志摩在北京重新相聚。这个时候，林徽因已经不再是梳着两条小辫的小姑娘了，她在各个方面都已经非常成熟，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也超越了那种浪漫的幻想，变得沉着了。应该说，徐志摩还是非常喜爱和欣赏林徽因的，林徽因也很珍视徐志摩对自己的这份感情，后来她也公开地回应过，说徐志摩的情绪中有时候露出某种俗气，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成为知音。

好多人以为，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是写给林徽因的情诗，但没有什么依据，基本上是流言。林徽因曾经说，徐志摩有一首著名的小诗《偶然》的确是写给她的。还有一首《你去》，徐志摩也曾经说明是为林徽因而作。这两首小诗，你去读一读，就能体会出他们之间感情的脉络，其实比外面的八卦和流言要崇高很多。而且，读过这本《林徽因传记》你就会知道，林徽因身上的种种桃色绯闻大部分是捏造的。

大家在说起林徽因的时候，还常常提到金岳霖先生，说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还把家搬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家的旁边。事实果真如此吗？

金岳霖和林徽因之间确实彼此都萌生过好感，林徽因也从来没有掩饰过，她曾非常坦诚地告诉自己的丈夫梁思成，她好像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梁思成是什么反应呢？首先，他非常感谢林徽因，没有把自己蒙在鼓里，而是很坦率地想要共同面对，这才叫命运共同体。第二，他从林徽因的角度出发，考虑她和谁在一起更幸福，表明一个态度：无论你怎么选择我都尊重你。金岳霖知道了梁思成的态度，就主动提出自己要退出，因为他感受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之间感情的那种深切和不可分割。看这一段时，我挺感动的。

那金岳霖是不是就此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呢？读这本书我们会发现，金岳霖本来就是不婚主义者，他终身未娶，但他始终有同居的女朋友。

最终，林徽因跟梁思成是白头到老的。而且，林徽因在婚姻中始终保持着成长，也保持了自我，她始终是一个完整且独立的人，并不只是某某的妻子。

人生的主旋律：事业

我们讲林徽因，如果只看她的婚姻和爱情，只看她的文学创作，那就片面了，这些都不是她人生的主旋律。那林徽因人生的主旋律是什么呢？一位专业的大师。

1928年8月，梁启超在国内为梁思成联系好了，让他到沈阳东北大学去创办建筑系，担任建筑系的教授。本来梁启超还给了梁思成一个选择，是到清华大学去工作，但后来梁启超就告诉他，你应该去沈阳。他写了一封信，说东北的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清华园的温柔乡强多了；虽然待在东北肯定不比北京舒服，但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的路上走。

就这样，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决定吃苦，他们中断了在欧洲的蜜月，经西伯利亚来到了东北大学。

在中国，建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他们又不愿意照搬欧美的教科书，想把建筑学、美学、历史、绘画史这些相关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再讲授给学生，所以备课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当时，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爱上林徽因先生的课，林先生的课对于他们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们跟着林徽因穿行在古今中外艺术的历史长廊中，听她讲书画、雕塑、音乐、语言、佛教、哲学、工程、技术，等等。与其说学生们接受到的是知识和学问，不如说他们接受到的是文化艺术的感染和熏陶。林徽因像是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点点滴滴为那些年轻的、易感的、向上的心灵推开了一扇扇新世界的大门。

1929年1月，梁启超先生在北京不幸病逝。同年8月，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第一个孩子在沈阳出生，是个漂亮的女孩，取名叫梁再冰，这个“再冰”就是为了纪念祖父梁启超先生，因为他有一个号叫“饮冰室老人”。

东北大学的教学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东北的气候非常寒冷，本就体弱的林徽因，又经历了生育，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再加上当时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有限，林徽因肺病复发，且很严重。因此，她不得不回到北京，到香山疗养。从这以后，林徽因的身体就一直不大好了。

1931年4月，梁思成看到日本的侵略势力在东北越来越猖獗，愤然辞去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职务，回到了北京，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林徽因也在这个学社中担任校理。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此两人就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在当时，这个领域在中国的学术界几乎是荒原，还没有人开拓，他们的加入为中国营造学社注入了鲜活的现代血液。后来，中国营造学社慢慢成为中国建筑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研究团体。

也是在这个时期，林徽因一边做学术研究，一边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写了很多的诗和散文。但是梁从诫先生说，她母亲爱文学，只是当作一种业余爱好，往往在灵感来的时候才欣然命笔，更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对于古建筑，母亲却和父亲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当作一项近乎神圣的事业来为之献身的。所以，我们评价林徽因的成就，应该把她放在建筑学领域里面去看，不能把她放错了维度。遗憾的是，由于林徽因是女性，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成就常常被掩盖在梁思成的光芒下。

1932年，林徽因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一个健康漂亮的男孩，就是梁从诫。“从诫”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宋代建筑学家、《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他们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子承父业，成为一个出色的建筑学家。当然，父母所期待的并不一定就是孩子将来想要的。

从1931年到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是学术上密切的合作者，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同事。中国很多有价值的古代建筑，不是毁于战火，就是隐没在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林徽因多次跟梁思成及其他同事一起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我们可以想象，林徽因跟着男人们大量徒步，风餐露宿，有多么艰辛。她真的是一个特别能吃苦、能忍耐的人。

他们想要做的，有点类似于玄奘取经，路途上要承受很多不确定，很多凶险，以及很多身体上的压力。但林徽因从没有退缩。而且，林徽因还是一个有着特殊风格的古建筑学家，她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在了一起。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和美的结合，还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因此她所写的关于古建筑的文章都是用奔放的文学语言完成的，嬉笑怒骂，别具一格。

有人把林徽因跟梁思成做过对比，梁从诫先生也很中肯地说过，“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资料的整理方面，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会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抓住一个细节，发表极为高明的议论。”梁思成那个时期的很多论文和调查报告都是经过林徽因加工和润色的。梁思成后来也常常对孩子们说，他自己文章的点睛之笔大部分来自林徽因。

回看整个三十年代，林徽因最好的年华，也是她一生中物质生活最为优裕的时期，除建筑和文学的成就之外，她还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很多兴趣爱好。

她设计过服装，还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她活泼好动，和亲戚朋友们一起骑着毛驴去游香山、西山，到古寺中去野餐。《雷雨》的作者曹禺还告诉梁从诫，林徽因曾到南开大学帮他设计过话剧的布景，那时曹禺还是个年轻的学生。林徽因特别喜欢交朋友，她热心、健谈，乐于成全年轻人，所以她有很多的忘年交。看到这一段我就在想，如果我到了七八十岁，还有很多年轻人愿意跟我交朋友，那我得多有魅力。

在梁从诫先生的眼里，他的母亲还是一个热心的主妇，一个温柔的妈妈。他曾经有一段描写：“三十年代，我们的家坐落在北平东城的北总部胡同，现在还有。那是一座有方砖铺地的四合院，里面有一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中式的平房，几件从旧货店里买来的老式家具，一两尊在野外考察中捡到的残破石雕，还有无数的书。”这就是他们的家。很多著名的人、很多青年学生，都喜欢到林徽因家里聚会，这个四合院里常常充满着高谈阔论、笑声喧声，热闹非常。大家讨论诗歌、艺术和中国的未来，林徽因就以体弱多病之身操持着这个大家庭的日常事务。

林徽因是不爱做家务的，她在给别人的信中常常抱怨家务琐事之多，让她觉得浪费了宝贵的生命，耽误了她本该做的更有价值的事情。但身为一个女人，她要相夫教子，要奉养老人，关心物价的涨跌，要处理家庭中亲戚的往来，要担心时局的动荡，还要做学术。

然而，不管有多么忙乱，林徽因从来不会沉溺在家务事中，更不会让自己的心灵沉溺在家庭主妇的生活中，她总是尽量地留出自己的价值，然后把时间留给朋友，留给诗歌、艺术、建筑、音乐、绘画，等等。当她的眼睛亮闪闪的时候，一定是她在生活中发现了美、创造了美。梁从诫先生回忆说：“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整个人都会焕发出奇异的神采，产生一种无法言喻的魅力。”

这个时期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是非常有名的，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比如冰心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讽刺“太太的客厅”。林徽因知道后怎么回应呢？她不发一言，给冰心寄去了两壶醋，讽刺她在吃醋。很幽默！我是非常赞同一个女人要扩大自己的兴趣的，不要被困在客厅和厨房，只有这样才不会被生活的琐碎淹没，才能散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当然，这需要很强大的意志力和很好的时间管理能力。

如此优秀的林徽因，其实也让梁思成产生过危机感。据说，梁思成曾经问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么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意思是，你怎么会选择了我呢？他很不安。林徽因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你准备好了吗？”这是她的决心，她决心要跟他共度一生。

梁思成还曾跟朋友们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他不是在调侃，他说的是实话。这话表露的，不仅是对自己妻子的肯定和欣赏，也是珍惜。

1937年6月，林徽因跟梁思成到五台山去考察。他们骑着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要去寻访一个寺庙，叫佛光寺。敦煌的壁画里出现过这个寺庙，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寺庙现在还在不在，所以梁思成跟林徽因就决定要找到这个纯木构的寺庙，看看中国的建筑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了这个重大的目标，他们吃了很多苦。

7月初，他们竟然真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了佛光寺，并且确证这个寺庙的大殿就是建于唐代后期，一直保留到现在。这是当时所知的我国尚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这个发现，在中国建筑史上非常重要，也是他们个人学术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里程碑。

许多年后，林徽因还常常跟孩子们谈起当时那种兴奋的心情：她爬到大殿的天花板上，那里有无数的蝙蝠，它们被惊动了以后就扑啦啦地飞起来，于是沉积了千年的尘埃纷纷落下；无孔不入的臭虫也一堆一堆地出现……而林徽因就在那里摸索着测量，梁思成先生因为脊椎有问题而站在下面。那个场景还有照片保存下来，我看到照片时一下子就哭出来了——那么瘦弱的一个人爬在大殿上，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一旦摔下来，人就没了。

生命中的艰难时光

非常可惜的是，他们的事业在这之后被迫中断了很长时间。这一年7月中旬，当他们从佛光寺、从深山中走出来时，等待他们的就是卢沟桥事变。炮声越来越逼近北平，世道危险又艰难，他们必须尽快离开北平，取道天津，向南方迁移。临上车的一瞬，林徽因觉得自己的心里“咯噔”响了一下，像是什么地方断了一样，她知道自己被连血带骨地从这里揪出去了。晨光熹微中，他们一家五口踏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

他们一路颠沛，来到长沙，空袭警报还是猝不及防地响起，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证，必须继续往南。他们就决定去云南。从长沙到昆明，要路过沈从文的老家，就是《边城》里的那个湘西小村子。沈从文那个时候在武昌，他知道林徽因和梁思成逃亡到湖南，就一直写信邀请他们到自己的老家小住几天。他们接受了沈从文的邀请，想要去看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到那里去休息几天。

一家人走到湘黔交界处的一个小县城晃县的时候，林徽因病倒了。她感冒了很多天，高烧到40度，这场肺炎对一直身体虚弱的她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当时，整个晃县没有一家医院，到处都买不到抗生素，也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他们等车、挤车，日复一日在山路上行进，走过湖南，走过贵州，在离云南越来越近的时候，林徽因已经觉得自己不能再翻山越岭了，过不去了。终于，经过39天的跋涉，1938年1月，一家人在受尽磨难后到达了昆明。

好不容易到了这里，一切都安顿下来，结果梁思成病倒了。面对飞涨的物价，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林徽因接受了一份工作，到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每周6节课虽然不算多，但云南大学离他们的住所非常远，每次去上课林徽因来回要爬四个山坡，路上要用很多时间。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林徽因的可贵之处。她是从小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是被人称赞貌美如花的贵气女人，但是在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时，在面对时代无情的考验时，她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可以承担命运发来的各种明刀暗箭。享得了福，也吃得了苦，这就是大家风范。

后来，生活稍稍平稳了一些，梁思成身体好一点了，他就又开始外出考察。在此之前，他们的田野调查局限在华北一带，现在到了昆明，就有了考察西南建筑的机会，他当然要全力以赴。那家里怎么办呢？留给女人。1939年秋天，梁思成跟他的朋友们一起离开昆明，沿着闽江、嘉陵江和川陕公路跑了大半个四川，外出达半年之久。而林徽因就带着孩子们，过着艰难的日子。

所有这一切，让林徽因精疲力尽。她习惯在思想和感情生机蓬勃的交流中体会生命的快乐，而现在，生命在很多繁琐小事中变得黯淡无光。她勉强在活着，而不是在生活。她忍受的折磨，不仅是物质上的清贫，更是心灵上的禁锢。

接下来，他们一家又被迫去了李庄，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山村，在那儿整整生活了五年。到李庄后不久，林徽因就病倒了，从此再也没有能够像正常人那样健康地活着，身体承受了非常大的痛苦。我曾经到李庄去看过，非常小的房子，非常简陋。我能想象，当年的林徽因坐在炕头上或椅子上，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然而，即便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林徽因也没有放弃她耗尽半生心血为之奋斗的古建筑事业。当时，林徽因已经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坐卧和行动了，她总是半靠在床上，看梁思成从史语所给她借回来书，帮梁思成翻阅典籍，查找资料。在那里，她读了大量的汉代历史资料，想为梁思成研究汉阙和岩墓提供一些帮助；她还翻译了一批英国建筑学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准备撰写论文……让林徽因坚持下去的是什么呢？就是她的志向和爱好。所以，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爱好，它是能够照亮你内心的那盏灯，可以帮你度过很多艰难的时刻。

1946年7月，时局稍稍好了一点，林徽因和梁思成就回到了北平。梁思成被聘任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林徽因虽然也做了那么多贡献，但是身为女性，她并无职位。她依然尽心尽力地辅佐梁思成的工作，为清华大学的建筑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个时候，梁思成是非常忙碌的，他要出国参加很多会议和交流。每一次他出发的时候，都会交代系里的年轻教师：我不在的时候，有什么事你就跟林徽因商量。虽然林徽因没有在清华担任教职，但是她把建筑系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义不容辞地帮梁思成做了很多工作。在清华建筑系成立和运转的初期，林徽因所做的事情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当时，建筑系的年轻教师都喜欢到林先生家里去。在她家里，不管是请教教学中的问题，还是谈论生活和艺术，都能收获精神上的饱满、放松和自由，因为林先生是那么有趣，她懂得特别多，心里又纯洁安静。在那些年轻人面前，林徽因完全不像一个身患重病的人，他们一离开，刚刚还滔滔不绝、双眼放光的林徽因一下子就难以支撑，呻吟着倒下，浑身冒着虚汗，半天喘不过气来。即便这样，下一次家里来客人时，林徽因依然像没事人一样，兴致勃勃，谈笑风生。

梁从诫先生说，“母亲仿佛是以此作为补偿，为自己无法挽留、所剩无多的生命岁月打开一个机会。”林徽因绝不仅仅是在家里默默地做梁思成背后的女人，她自己就有一个发光发热的小宇宙。就像猛兽从不把伤口给别人看，在他人面前，林徽因永远只展示自己有力量感、有生命力的那一面。

一直活在我们心里

1949年3月，林徽因被清华大学聘为建筑系一级教授。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徽因被任命为委员会委员。9月，林徽因和清华大学的其他十位教授接受了设计国徽的任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都是林徽因参与设计的。

1952年1月到6月，林徽因以《我们的首都》为总题目写了11篇文章，向人们介绍中山堂、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三大殿、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天宁寺塔、北京近郊的三座金刚宝座塔、鼓楼、钟楼和什刹海、雍和宫、故宫等，这一系列科普文章给民众带来了很多启蒙。

梁从诫先生在文章中说：“母亲的一生中有一些神采飞扬的时刻，但总的来说艰辛多于顺利，她那过人的才华施展的机会十分短暂，从而使她的成就和能力好像不相称。”这个原因当然不在于林徽因自己。有一本厚厚的书叫《图像中国建筑史》，现在仍是建筑专业的必读书目。它的前沿部分，一大半都是林徽因的手笔，但署了梁思成的名字。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林徽因还试图用英文为汉武帝写一个传，已经开了头，但未来得及完成。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林徽因可以说是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她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能——文艺和科学、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全部打通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频频跨界，而且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只活了短短六年时间。梁从诫曾感慨说：“如果让母亲去体验一下父亲在后来十几年中所经历过的那一切，那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但无论如何，林徽因一直活在我们心里，连同她无与伦比的追求和成就，连同她鲜活又灿烂的生命。

本文摘自《她要开自己的花》，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